佐利克：向市场经济过渡 中国需改变政府角色

中国也需要继续改革其国内的财政体系，建立起公共的财政体系，这体现在每一级政府当中。比如，今天我列出来的一些问题，都能够使得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和中国共同合作，比如说建立起非常开放的政策和规则。

　　网易财经12月14日讯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国不改变它的发展战略，可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受到低收入以及低薪资经济体的挤压，同样也会来自技术和改革方面非常先进的经济体的挤压。

　　他表示，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需要转向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式，需要更加强调内需和国内的消费，也包括投资上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这种改革也会更多的依赖于传统的工具和经济方面对经济的刺激计划而被放缓，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放缓过程当中。

　　佐利克称，《中国2030年报告》给提出了一个中国改革的道路。首先建议中国完成他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以便能够直接的控制行为对一个角色转变成一个系统的、规则的、各种法律改变的角色，这种法律包括对于土地、企业、劳动力市场的。中国未来可以更多的依赖于私营部门以及市场，为了完成这样的一种改革，中国需要解决国有企业和垄断在某些行业当中的主宰角色，同时还应该多元化所有制，降低对私有企业的准入门槛，找到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

　　同样，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商业化其金融市场，并且要有独立的监管机构。中国的户籍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放开，并且农民的土地权益也应当得到保护，可以通过土地注册和租赁权益来得到保护。

　　第二，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快其创新速度，进一步开放社会体系，与全球的研发体系更紧密的联系到一起。中国人民有很大的潜力，他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网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中国的私营领域是有创新能力的。

　　“自主创新”在某个时间段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它能够对中国企业提供保护，但是这种方式不好的地方就是限制了中国从全球创新中获益。此外，中国的创新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比如说可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研发网络，增加创新的空间，共享知识，将资本和企业市场连接到一起，给风投创造更多的空间，与此同时建立起法制的制度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三，中国需要将机遇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去帮助穷人。这种改善的机遇体系使得人们对就业、金融、优质的社会服务以及社保体系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增强政府的能力，做到透明、负责。为了避免其他国家不灵活的社保体系的错误，中国设计出了一种灵活保障制度的体系，将“工作保险”和“灵活保险”结合到一起。

　　第四，中国也要改变其环境现状，将污染环境，滥用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变成绿色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以加大公共投资，更好的设计和落实监管体系，辅之以市场激励措施。比如说废物、可交易许可、配额等方面做出努力。

　　第五，中国也需要继续改革其国内的财政体系，建立起公共的财政体系，这体现在每一级政府当中。中国很多时候都在依赖一些临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收入，而这样做的话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风险。所以财政体系的缺失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来说也带来了一定风险。这些收入实际上使得各地方政府能够使用一些全新的工具，比如说市政债券。

　　佐利克表示，鉴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他认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并不会是激进式的。比如说应当照顾短期的利益，鼓励公众的参与，建立起公众的支持，并且加强体制改革。

　　他还表示，中国的官方已经开始愿意应对一些艰难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些问题。经过30年高速增长之后，如果还想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发展是不可行的，确实中国的官方已经走出去来学习新的知识和经验，和别人探讨、讨论全新的想法。他们仍然保留了邓小平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开放，并且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现在中国应该采取新的方式来继续前行。2013年将会是中国开启新的工作全新的一年，前景非常令人兴奋。

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现场实录：

　　我非常高兴能够今天跟大家齐聚一堂，我希望感谢网易举办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重返民富之路”的会议，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第一场论坛是“增长的陷阱”，这是恰逢时机的话题，我非常高兴可以跟其他的中国专家共同参加会议。我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专家，我对中国非常好奇，希望了解中国，讨论中国的发展是如何可以跟世界其他各个地区进行相互联系的，也许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的贡献就是先去描述一下世界经济当中发生的变革。

　　我总体的概念认为，我们会看到中国北京应该考虑改革的战略，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够继续保持过渡到新发展阶段时候的增长，我们希望这样的过渡能够让中国越来越接近它的目标，成为一个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现代高收入的社会。从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初开始，邓小平就已经非常明智的指出，中国要向世界进行开放，世界在1978年进行了巨大的改革，所以中国改革下一代需要能够反映出新的动态。我希望从中国的2030年报告中进行一些引用，这也是世界银行和中国研究发展中心共同制作的，首先我说一下中国的趋势。

　　在2010年和2011年的时候，光是中国就消耗掉了世界上水泥的64%，煤矿的58%，铁矿、铅矿的45%。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些数据，他们绝对是非常巨大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可能也会随着中国不断壮大的调整，印度其他国家会不断追随这个趋势。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亚非拉十年增长5-6%，而现在他们已经回到这样的增长道路之上。过去五年当中，全球增长的2/3都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而就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个贡献率还是在20%几，过去十年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从整个发达国家总的出口25%增长到45%。我现在所描述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一个预测。

　　发展中的经济体也已经受到了全球放缓的打击，在每一个市场都必须单独得到考虑，而且很多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也会不断的遇到改革方面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加强宏观经济的表现，例如说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预算和通胀，但是他们现在需要越来越多的关注微观经济以及结构性的改革。

　　所以这是我更加广义的观点，世界经济的本质正在发生着转变，而且非常的迅速。这些改革和变革会有多方面的影响，举一个例子，《中国2030年报告》已经指出中国城镇化的速率很有可能从今天的50%增长到2030年的70%左右。南亚的城镇化也有可能从今天的30%增长到2030年的50%左右。城镇化需要有非常多的建设，这是自然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的改变和交互经济上的改变和环境上的改变。很多亚洲城市都是在地势低洼的海岸边，这会给自然变化都会带来挑战，我们也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对于南南贸易之间是有影响的，同时对于我们的各种投资和货币兑换率，以及汇款、旅游、发展、物流、供应链、商务模式都是有影响的，在南南的障碍比南北障碍更高的时候，我们可以克服这些限制的时候，会有更多潜力的增长。我们以前看到南北的形势，尤其是在投资上，而且中国对于外界投资“走出去”的战略就是这种改变的例子，但是我们的听众都非常清楚，对他们所有的成功来说，发展中国家也会遇到一些非常大的挑战。

　　《中国2030年报告》明确指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在增长和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水平之后，世界银行1960年的时候列出了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在2008年，就是50年之后，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其中一个就是希腊。在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重要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国际体系也在提出挑战，这个体系是在二战之后得到创建的，在过去65年当中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和修改，实际上这就是三边的系统，首先是由美国来引领，但是是由欧盟和日本随着时间继续支持的，这三个方面都在不断的增长。

　　我相信在之后的几年，我们可以预计到对于欧盟最好的展望，政府的努力很可能成为欧洲地区全神贯注的议题，日本也会遇到人口方面和调整的调整，他们也必须决定未来的角色。美国如果通过正确的政策，他是非常主要和发达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依然会帮助国际体系得到不同的适应当中展现非常关键的领导角色，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历史转换过程当中职责的变化，在这个国际体系当中他们也会有非常多增长的机会，同样在这个体系当中，这不是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变革的挑战，不仅仅是属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也属于环境政治，甚至是安全和社保保障体系的，所以实际上这种挑战也是在国际体系当中，有所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关的，这在2005年的时候，讨论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时候我已经提出了。

　　当大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对于大的经济体共同体系利益的时候，他们也能看到自己和他们的一些限制，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实际上是对那些依然在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人群当中75%和80%的聚集地国家，当中中等收入国家非常有理由享有更多话语权的时候，其中一些还是会非常勉强的承担系统性责任，到底这些变化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在二三十年惊人增长之后，中国领导人和人们可以非常自豪他们在历史上获得的成就。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80年，我居住在香港，我看到了所发生的惊人的成就和变化。中国金融改革的方法也一直非常的惊人，他们一直都展示了公开性，不断的向他人学习经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在邓小平的话语当中，中国应该实事求是，而江泽民之前也已经指出，我们需要与时俱进。

　　我相信，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会非常好的理解到下一代和这一代所遇到的挑战。《中国2030年报告》也指出了一些问题，首先人口会不断的老龄化，可能是赶在富有之前。另外是劳动力市场会在之后的五年当中不断的有一些转变，而且我们会看到全球能源、食品、水、原材料供给上遇到一些压力，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风险，老的出口型增长的模式，老的投资重点肯定在之后几年、几十年不能再奏效了，即使是好的经济时期，我们相信全国和全球的不平衡不会具有可持续性的，所以这种经济时代非常不幸，已经不那么好了。之后几年，相信中国还会达到增长方面的限制，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的技术和现在的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如果中国不改变它的发展战略，可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受到低收入以及低薪资经济体的挤压，同样也会来自技术和改革方面非常先进的经济体的挤压。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需要转向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包括“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当中已经强调了，需要更加强调内需和国内的消费，也包括投资上的改变，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这种改革也会更多的依赖于传统的工具和经济方面对经济的刺激计划而被放缓，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放缓过程当中。

　　另外一个原因，有一些已经成功的企业和工业并不希望改变这个适用于他们优势的系统，《中国2030年报告》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改革的道路。首先建议中国完成他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以便能够直接的控制行为对一个角色转变成一个系统的、规则的、各种法律改变的角色，这种法律包括对于土地、企业、劳动力市场的。中国未来可以更多的依赖于私营部门以及市场，为了完成这样的一种改革，中国需要解决国有企业和垄断在某些行业当中的主宰角色，同时还应该多元化所有制，降低对私有企业的准入门槛，找到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

　　同样，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商业化其金融市场，并且要有独立的监管机构。中国的户籍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放开，并且农民的土地权益也应当得到保护，可以通过土地注册和租赁权益来得到保护。

　　第二，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快其创新速度，进一步开放社会体系，与全球的研发体系更紧密的联系到一起。中国人民有很大的潜力，他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网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中国的私营领域是有创新能力的。

　　“自主创新”在某个时间段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它能够对中国企业提供保护，但是这种方式不好的地方就是限制了中国从全球创新中获益。此外，中国的创新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比如说可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研发网络，增加创新的空间，共享知识，将资本和企业市场连接到一起，给风投创造更多的空间，与此同时建立起法制的制度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三，中国需要将机遇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去帮助穷人。这种改善的机遇体系使得人们对就业、金融、优质的社会服务以及社保体系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增强政府的能力，做到透明、负责。为了避免其他国家不灵活的社保体系的错误，中国设计出了一种灵活保障制度的体系，将“工作保险”和“灵活保险”结合到一起。

　　第四，中国也要改变其环境现状，将污染环境，滥用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变成绿色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以加大公共投资，更好的设计和落实监管体系，辅之以市场激励措施。比如说废物、可交易许可、配额等方面做出努力。

　　第五，中国也需要继续改革其国内的财政体系，建立起公共的财政体系，这体现在每一级政府当中。中国很多时候都在依赖一些临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收入，而这样做的话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风险。所以财政体系的缺失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来说也带来了一定风险。这些收入实际上使得各地方政府能够使用一些全新的工具，比如说市政债券。

　　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的利益相关方，进一步整合到国际市场当中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了，但是中国仍然在考虑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发展需求和国际责任更好的结合到一起。中国长期的利益要依赖于一个更好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需要在食品、大宗商品、能源方面有更加开放、安全的市场，中国也需要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安全的航运体系，更为稳定和高效的国际财政和货币体系。中国能够依靠多边体系建立起来，一些人士，基辛格博士曾经质疑，以中国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央之国，中国一直把其他的国家当成附属国家，他在考虑中国是否能接受多边框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有机会在多边体系下来解决问题的。

　　我想时间和中国最终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所有这些想法都对未来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当然，这些问题最终只有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才能够去决定。鉴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改革并不会是激进式的。比如说应当照顾短期的利益，鼓励公众的参与，建立起公众的支持，并且加强体制改革。

　　比如，今天我列出来的一些问题，都能够使得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和中国共同合作，比如说建立起非常开放的政策和规则。能够在发展尚不完善的领域创造一些共赢的机会，创造就业，创造竞争，提高生产率，提高创新，并且提高高端生产率的发展，能源和水效率方面中国能进一步提升，还有贸易自由化，金融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帐户，并且最终我们也可以共同探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环境、气侯变化，以及关于其他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国际援助、贸易、私营领域的发展、物流、投资，这里实际上也涉及到中国的企业。

　　刚才我列出的这些东西都非常令人兴奋，结构性改革加上世界经济的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共赢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在贸易商各国之间针锋相对来得好得多，当然了，更比保护主义好得多。

　　在我看《中国2030年报告》最令人兴奋得一点并不是经济规划，或者是研究结果，或者如何落实这些想法，最令我兴奋得是中国的官方已经开始愿意应对一些艰难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些问题。经过30年高速增长之后，如果还想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发展是不可行的，确实中国的官方已经走出去来学习新的知识和经验，和别人探讨、讨论全新的想法，当然了，他们仍然保留了邓小平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开放，并且中国的领导人也意识到，现在中国应该采取新的方式来继续前行。2013年将会是我们开启新的工作全新的一年，前景非常令人兴奋。

　　最后，再次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想现如今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