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巨头和老牌资本家的对比

从美国内战结束的186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50年间有一群企业家带领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构建了巨大的商业帝国，积累了巨额财富。1848年时的美国首富是贸易商人约翰・阿斯特 (John J. Astor) ，身家约2000万美元 (合现在的5.45亿美元)

从美国内战结束的186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50年间有一群企业家带领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构建了巨大的商业帝国，积累了巨额财富。1848年时的美国首富是贸易商人约翰・阿斯特 (John J. Astor) ，身家约2000万美元 (合现在的5.45亿美元) 。到美国加入一战时，约翰・D・洛克菲勒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位亿万富翁。

上世纪60年代末，通用数据公司 (Data General) 推出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从那时至今的50年间，在带领美国从工业时代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群企业家同样构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当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1992年去世时，身家80亿美元的他可能是美国当时的首富。而今天，比尔・盖茨以823亿美元占据着这个位置。

上面所说的第一群企业家，如今却被称为“强盗大亨” (robber barons) 。而第二群企业家――我们姑且称之为“硅谷国王” (silicon sultans) 吧――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人也曾经被尊为富有创造力的、打破陈规的人，他们把新鲜的数码产品带给了普罗大众。但是，和洛克菲勒及其他“罪恶的大富豪” (“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 一样，新一代的资本家的光彩正逐渐褪去。他们一边进入与计算机毫不相干的商业领域，一边自负地宣称他们能够独力解决从长生不老到星际旅行的人类难题。在更尖锐的批评声音里，他们被指责为贪婪的生意人：收买政客、使用血汗工厂的劳动力、欺骗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尤为突出地，垄断着市场。洛克菲勒曾一度控制了全世界80%的石油供应。如今谷歌则占有90%的欧洲搜索市场和67%的美国搜索市场。这两群人为美国历史上最经久不衰的两个主题提供了注解――这个国家创造巨量财富的非凡能力，和长久以来对于权力集中的矛盾心态。

两段历史

“强盗大亨”与“硅谷国王”之间最突出的相同点是重塑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以利兰・斯坦福和E・H・哈里曼为代表的铁路大亨铺设了超过20万英里的铁路，创造出一个全国市场；安德鲁・卡内基以用途更广泛的钢代替了铁；福特开辟了汽车时代。盖茨试图让电脑进入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个家庭；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把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置于每一个人的指尖之下；马克・扎克伯格造就了网络社交。当年由于铁路的出现，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公司彻底改变了从食品 (亨氏) 到洗衣 (宝洁) 领域的各种商品，而同样地，今天的企业家借助互联网对零售 (Amazon) 到交通 (Uber) 的一切进行着颠覆。

两批人都依靠着规模经济的冰冷逻辑。“强盗大亨”发迹于惊人的创新：福特找到一种能够将汽油更有效地转化为动力的方式。但是，他们真正的天才是能够“规模性放大”这些创新来击垮对手，正如卡内基如言：“降价，抢占市场，然后开足马力”。“硅谷国王”们升级了这种思想。盖茨明白个人电脑将会迅速普及，知道能生产这些电脑的软件来赚钱；布林和佩奇深知，他们的搜索引擎能够为广告商创造大量的受众；扎克伯格发现，Facebook 能够通过让自己进入占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交生活而获利。

规模经济让“强盗大亨”们可以一边降低价格，一边提高质量。亨利・福特将其T型车的价格从量产第一年的850美元降到了1916年的360美元。到1924年，人们只需花290美元就能买一辆比原来好很多的车。“硅谷国王”们表演了几乎同样的戏法。扣除质量和通胀因素，电脑设备的价格在1959年到2009年的50年间年均下降16%。一部iPhone的计算能力同麻省理工学院在1960年建造的占据整间房的计算机不相上下。

“强盗大亨”们曾以自由市场之名谴责监管，但实际上，用垄断来形容他们的行为更合适一些。洛克菲勒曾经对石油行业的“毁灭性竞争”及因此出现的过剩和短缺周期表示后悔，并采取措施确保供应的连续性。创建于1882年的第一家托拉斯――标准石油的最初目的是劝说对手放弃对他们公司的控制，以换取一个有收入保障和舒适的生活。“标准石油是一位仁慈的天使，从天而降并说：‘进入方舟吧，交出你们的破船。一切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洛克菲勒曾这样写道。

“硅谷国王”们的垄断要更加容易。他们有时会无视法律――比如谷歌和苹果设立了非正式的协议，以防止互相挖角的大战，也因此饱受批评。但是，一项服务的客户越多，其价值就变得越高――这种“网络效应”意味着，这些行业无论如何都会倾向于垄断。在数字世界中，“另类”常常意味着灭绝。正如贝宝 (Paypal) 创始人彼得・泰尔 (Peter Thiel) 在他的书《从零到一》中所言：“所有失败公司都有相同的问题：他们没能逃离竞争。”

对这两群人来说，商业上的结果都是空前的权力集中。一个世纪前，大亨们牢牢地控制了交通和能源。而如今，谷歌和苹果为90%的智能手机提供操作系统，超过半数的北美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使用Facebook。相比之下，在五大汽车制造商中，没有一家能够控制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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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技术巨头们并不如强盗大亨们富有：当洛克菲勒在20世纪初退休时，他的净资产约为美国年均GNP的1/30；而比尔・盖茨在2000年卸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时，他的净资产可能为当时美国GNP的1/130。但无论如何，他们两批人代表着全世界最显著的商业财富集中。在2013年，40岁以下的亿万富翁企业家中有34%是靠高科技发家的。

这些财富集中更加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们是紧随着美国历史上两个最平等的时期出现的。1830年到1840年正是美国 (除实行奴隶制的南方之外) 把自己打造成参与性政治和个人主义之地的十年――托克维尔曾在《美国的民主》中为之欢呼。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0年代，也是美国收入不平等处于低水平的岁月。

“强盗大亨”和“硅谷国王”都帮助制造了一个不同的美国――阶层分明、迷恋金钱。托尔斯坦・范伯伦 (Thorstein Veblen) 在《有闲阶级论》 (1899年出版) 论述了平等社会是如何变成贵族社会的。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在《21世纪的资本》 (2013年出版) 中，也对过去40年作出同样的判断。

“强盗大亨们”从挑战者转型为老牌企业后，很快面临成功人士中年时期无法抵御的两大诱惑：无节制的扩张和无条件的自信。洛克菲勒进军各种相关行业：购买林地为公司提供木材；建立工厂把木材加工成为木桶；为炼油业务生产化学品；购买船只和火车车厢用于运输产品。哈里曼则将业务从铁路融资扩展到整个金融行业。

技术大亨们也走上了类似的轨道。谷歌将其极为丰厚的利润投入到一系列彼此不太相关的行业：机器人、能源、家用电器、无人驾驶汽车和抗衰老。在谷歌正在塑造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人类的一举一动，都有谷歌的参与：驾驶汽车送你去上班、为你调节自动调温装置、为你的电话拨号 (并监测通话) 、并为你组织各种信息。Facebook向一家生产虚拟现实设备的新企业投资了20亿美元。PayPal 的创始人之一伊隆・马斯克进入了电动汽车和火箭行业。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也投资于私营太空旅行。

这两类人都已经开始奔向更大的梦想。

反弹

“强盗大亨”的辉煌年代过后，历史不可避免地进入民众反抗时期，出现了大罢工、反垄断立法、社会改革以及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太多民众的生活被“强盗大亨”所摧毁，太多的规则被他们破坏。

技术强盗引发的众怒远远比不上强盗大亨，这也不足为奇：他们有数量更少、收入较高的员工，不会卷入与工会的斗争，不会因此像“强盗大亨”们一样被骂成“食人魔”。1901年，卡耐基的美国钢铁公司雇佣了25万工人，比当时美国陆海军的总兵力还要多。今天，谷歌、 Facebook 和推特分别只有5万名、8000名和3500名员工。

相比强盗大亨生产的大宗商品和基础设施，电子玩具大亨和技术大亨更能赢得消费者的喜爱。尽管如此，不满的情绪还是越积越多。从1994年开始，美国政府成功地对微软的恶性定价和反竞争行为实施了惩罚。欧盟正在寻找各种方式，削弱谷歌在搜索市场上的霸主地位，甚至建议将其欧洲搜索引擎业务从其他业务中剥离出来。

在垄断和不平等之外，技术大亨们引发众怒的主要原因是对隐私权的侵犯。技术行业靠发掘隐私信息而获利颇丰。“我们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施密特曾说，“也知道你到过什么地方。我们也多多少少知道你在想什么”。欧盟正在制定隐私指引，为数据收集制定更为严格的规则，这个指引将于2016年生效。

尽管公众的担忧与日俱增，但现在还看不出当前趋势逆转的迹象。铁路时代发展到硅谷时代已经有了巨变，但美国仍然为大企业家的出现提供了恰当的环境。

那么，大公司能否完成自我救赎呢？美国大亨们的故事中，至今仍能经久不衰的是他们的慈善事业。卡内基宣称：“带着财富死去的人是可耻的”。包括卡内基在内的“强盗大亨”当然并没有在贫穷中死去。但是他们年迈后几乎都成为了慈善家。卡内基试图创造机会平等，设立了2811家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留下的一项智力遗产是芝加哥大学――现在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盖茨的基金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他和他的同伴遵循了前人的做法，将他们运用在商业上的想象力和自大同样运用于慈善事业。在美国，企业家不仅仅创造更多的财富，也给后人留下更长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