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审判和播放器 罪与罚

作者：托马斯骆昨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被告单位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欣、吴铭、张克东、牛文举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被告公司快播、被告人快播公司CEO王欣，以及被告人快播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吴铭、张克东和牛文举均不认罪

作者：托马斯骆

昨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被告单位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欣、吴铭、张克东、牛文举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被告公司快播、被告人快播公司CEO王欣，以及被告人快播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吴铭、张克东和牛文举均不认罪。

2014年8月，在公安部门最热衷的“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中，因侵权被举报，提供视频点播服务的快播收到2.6亿罚款；接着在相关部门的调查取证下，快播也被“证实”服务器中存在大量淫秽色情视频。同期快播公司创始人兼CEO王欣被抓捕归案。

快播――这家用P2P网络即时流播放技术，提供播放引擎的公司可让用户跳开视频下载环节，直接通过Qvod播放器播放视频。它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让启动播放一段非在线观看状态下的视频的时间，缩短到5-10秒。这是一款能杀死时间的点播工具。

它可能带来的负效应是：由于只提供技术服务和缓存服务，本身不提供内容和内容的存储，它无法判断和控制用户通过快播播放器点播和观看视频的过程。也就是说，用户用快播看了什么，怎么看的，快播并不能主动知道。它可能会导致版权纠纷，事实上快播也确实因为版权收到了足以让经营崩溃的巨额罚单。除此之外，它还可能导致用户用快播点播了“不良内容”和“非法内容”，就像你所居住的小区可能会混进来小偷那样。

小区因为混进了窃贼而失窃，值班保安恐怕会丢饭碗。但快播因为被一些人用来点播了储存在互联网其它角落里的“不良”或“非法”视频，这家公司和它的核心团队就面对了破产和牢狱之灾。

这就好比一架马来西亚航空的航班上有乘客被偷了东西，马来西亚航空被判罚金到破产，CEO和管理悉数入狱一样――而事实上，2014年3月飞往北京的那架航班至今不知去向，这家航空公司和它颟顸透顶的管理团队，都跟没事儿人似的。

让我们多少有点高兴的是，入狱一年多的快播CEO王欣和他的哥们儿们，完全没有被牢狱生活锈逗大脑，他们谈吐自如，逻辑严密，表达清楚。他们不认罪。

公诉人问：起诉书上写的快播软件已被用户用于播放淫秽视频，这件事你知道吗？王欣说：这个是可以明确回答的，不管好坏视频，都需要播放器打开。

公诉人问：用户用快播点播网络在线淫秽视频你知道吗？王欣说：这是个别用户，快播无法辨别用户是在线播放还是本地播放。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没有屏蔽不良视频的更好方法。但快播公司也设置了对文件名进行过滤的110系统，此外还对举报系统进行了完善。

公诉人问：查获的四台快播托管的服务器中，有70%是淫秽视频，该怎么解释。王欣说：这是用户点播留下的缓存文件而不是快播主动放置的储存文件。快播的技术负责人张克东说：要是真的这样的话，就说明视频网站有70%是淫秽视频网站，这不符合常理，这个证据本身有问题。王欣又说：我无法想象有上亿人在看淫秽视频，包括在座的各位都在看，我无法相信。

公诉人问：你们为什么放任淫秽视频的传播。王欣说：我们没有上传、搜索和发布的功能，只能点播，没法传播啊。

……

看到这一幕，我相信公诉人和审判长是凌乱的，而我们是欣慰的。

从法理上，“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如若成立，则需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知晓具体的犯罪行为，并积极追求该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且牟利的方式直接关联于淫秽物品。

而从法庭质询和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基本事实来看，快播公司、王欣本人和他的团队，都无法判定每一次具体的“犯罪行为”是否会发生，更没法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从盈利模式上，快播主要靠广告、引擎和会员费，这些盈利模式都没法与某一段具体的“不良视频”联系起来。

王欣刚被抓的时候，很多人调侃他是中国“最有种的男人”，这话现在来看就更有意思了。其实，王欣应该是一个“没种的男人”，也幸亏那些“种子”都不是他的。可王欣还真挺“有种”的，没被羁押生活摧残了心智和大脑，坐在法庭上，比公诉人和审判长的心智清醒多了。

然后，我们已经很凌乱的公诉人和审判长果然就更凌乱了，他们问了两个特别“棒”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把这场法庭质询背后的伦理问题抬到了一个新高度――

他们问：既然快播无法判断用户点播的是不是淫秽视频，为什么不解码?

他们又问：你们明知自己的技术已经被网民利用，明知已经很难监管，为什么你们还不转型?

这两个问题，把底裤全都暴露出来了：

在一些监管者和执法者看来，“个人隐私权”这件存在于宪法和诸多法律法规当中的条款，事实上是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的。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么我们今后的每一笔网络购物交易，每一段通过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的私密的商业谈话，每一段视频的观看和播放，在不需要法律取证的程序前提下，都是可以被随便获得的。我不知道过去他们是不是已经这么做了，但这次我知道了，他们太想这么做了。

在一些监管者和执法者看来，如果监管不能做到完善，那么某些技术和商业模式就不应该被发明出来。视频点播无法被监管，那在线加速和点播技术就不该存在;专车应用的发票和税务问题无法一次性解决，那就该先钓鱼执法查封了所有专车服务;网络大额购物可能会有欺诈行为，就应该停了网络转账和交易;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对非法词汇的屏蔽速度赶不上新非法词汇的发明速度，实在不行就把它关了算了……这些事，有的已经这么做了，有的做了一半，有的想做但没做成。但他们基本的逻辑已经暴露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首先是要为监管便利服务，而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和体验服务。

这，就是快播公司和王欣今天站在审判庭上的原因。

就像王欣回答“为什么很难监管还不转型”的公诉人质疑时说的那样：“我们只是一家技术研发公司，就算用户不用我们的技术，也会用其他公司的技术。现在，专心做技术的公司非常难得。”

这就是这件事情基本的法律和伦理边界。

遗憾的是，只有肆意的越界，才会导致这样的抓捕和这样的审判。14年前，陕西的一对夫妇因为在家里关起门来看所谓的黄色光碟，而被警察破门而入予以抓捕，成为当时舆论沸腾的公案。某种程度上，今天快播的案件，就是14年前夫妇私密欣赏黄色光碟案件的升级版。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私密空间，我们打开自己隐秘世界的方式，都无处遁形。

顺便问一句：瑞士银行迄今无法判断每一笔存入的巨额存款是否来自一些国家公务人员的非法所得，那么有关部门要不要跟国际法庭打个招呼，查封一下瑞士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