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该重选靶子，不该向机器人征税 经济学人

比尔·盖茨不大可能是个卢德主义者（Luddite，指反对新技术的人），但前不久他在接受网络媒体Quartz采访时却表露了社会对快速自动化浪潮适应性的怀疑。为了预防社会危机，盖茨深思后得出结论：政府应该考虑对机器人征税；如果自动化进程因此而放缓，这会是好事一件

比尔·盖茨不大可能是个卢德主义者（Luddite，指反对新技术的人），但前不久他在接受网络媒体Quartz采访时却表露了社会对快速自动化浪潮适应性的怀疑。为了预防社会危机，盖茨深思后得出结论：政府应该考虑对机器人征税；如果自动化进程因此而放缓，这会是好事一件。这是一个有趣但不切实际的想法，揭露了很多关于自动化现存的问题。

在某个遥远的未来，拥有自己的意识、储备金和会计师的机器人可能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支付所得税（也许还和我们一样主动）。这不是盖茨先生的意思。他认为，今天的机器人应该征税——无论是他们初次使用时，还是针对使用它们的公司因为节省了人工成本而带来的利润。由此产生的资金可以用来培训工人，也许还可以资助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扩展，因为在教学和照顾老弱病残方面还有许多自动化难以代替的岗位。

机器人是一种资本投资，就好像鼓风炉或计算机一样。经济学家通常建议不要对这样的东西征税，这样能促进生产。阻碍投资的税收被认为会使人们更贫穷，而不会增加多少财政收入。但盖茨似乎认为对机器人的投资有点像投资燃煤发电机：它提高了经济产出，但也带来了社会成本，经济学家称之为负外部性。也许快速自动化会将工人从旧岗位上赶走，而新行业还没有做好吸收他们的准备。这可能导致社会付出长期失业的代价，并可能引出破坏性的政策。如果机器人税可以减少这些代价，那可能就是值得实施的，就像对有害的鼓风炉排放征税可以阻止污染，让社会更美好。

然而，现实更复杂。对机器人的投资可以让人类工作者的生产力提高，而不是被淘汰;对他们征税则可能会使已经受到影响的员工处境更加糟糕。某些工人可能会被机器人替代，但整体来看工人们可能会生活得更好，因为价格下降了。减少机器人在医疗保健中的使用，并将人类纳入这样的工作，可能看起来是维持社会稳定性的有效方式。但如果这意味着医疗成本的迅速增加，吞噬了工人收入的增长，那么胜利的代价就太惨重了。

然而，盖茨先生的建议中最有问题的一点是，至少目前为止，自动化并不是太快，而是太慢。工人被机器取代应该被认为是生产增长率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增长。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爆发的快速生产力增长以来，美国经济体对这些措施持续失望。可以理解，盖茨担心的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机器接管驾驶或管理仓库的自动化时代。然而，在一个已经充斥着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经济中，企业面临的在节约劳动力技术上投资的压力可能太小。当人们排队等候以最低工资工作时，为什么要重新安排仓库？增加机器人相对于人力劳动的费用，盖茨先生的这一建议可能进一步推迟已经迟来的生产力繁荣。

当更快的自动化到来时，机器人可能不是正确的税收目标。自动化可以理解为用资本替换劳动。为了使人类免受贫困，应该是，经济体资本收入的一部分需要转移给被机器替代的工人。扩大资本所有权是一个战略;人们可以购买无人驾驶车辆用作出租车，把车费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向机器人征税和重新分配收益是则和这一战略背道而驰。

但随着机器在生产中取代人类，他们的收入将面临和人类同样的压力。在工资中支付的总收入中的份额——“劳动份额”——已经下降了几十年。劳动力充足是部分原因;在较短供应链上的生产要素（如硅谷的土地或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处于更有利于讨价还价的地位。但机器也不比人数量更多。工厂可以大量炮制复杂的新奇设备，甚至是错误的设备。生产软件的第二份或是第一百万份拷贝的成本几乎是零。每个货车司机都需要个别指导;一个有效的自主驾驶系统则可以不断地复制。大量机器出现后，将证明一件事——它们无法比人类（当然也是大量的）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份额更多。

芝加哥大学Simcha Barkai的一份论文指出，虽然近几十年来流入工人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但流入资本（包括机器人）的份额已然缩减得更快。增长的是，公司收取其生产成本的加成，也就是利润。与之相似，1月份发表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文件认为，劳动份额的下降与“超级巨星公司”的兴起有关。越来越多的市场是“赢家通吃”，其中主导企业赚取巨额利润。

大量且不断增长的利润是市场力量的风向标。这种力量可能来自网络效应（网络世界中的价值，与其他所有人都在同一平台上），领先企业的卓越生产文化，政府保护或其他东西。自动化的浪潮可能难免会分享超级巨星公司的财富：通过重新分配公开的股份所有权，或通过对非公开的股份所有权收税。怪罪机器人很容易，但盖茨应该重新考虑他的靶子；当企业享有无可置疑的市场地位时，工人和机器都会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