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当初是如何扼杀美国的太阳能产业的？

4月19日消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日就美国太阳能行业的发展采访了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研究员马克斯・杰内克，详解了华尔街曾经是如何扼杀美国的太阳能产业的，并指出这有可能会再一次发生。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美国的太阳能行业规模为什么会那么小呢？表面上该行业似乎并不小

4月19日消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日就美国太阳能行业的发展采访了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研究员马克斯・杰内克，详解了华尔街曾经是如何扼杀美国的太阳能产业的，并指出这有可能会再一次发生。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美国的太阳能行业规模为什么会那么小呢？

表面上该行业似乎并不小。全球太阳能行业规模达到650亿美元，美国从它诞生之初便开始参与其中。美国宇航局（NASA）最早为早期的卫星和阿波罗（Apollo）任务改进和完善了太阳能电池板。美国企业制造和销售太阳能电池板也已经有40年历史。

不过，北美企业在全球太阳能电池板总产量的占比只有3%。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和台湾合占全球总产量的60%多。

东亚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的低，但那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想想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吧。计算机芯片和太阳能电池板都是在冷战研发热潮期间出现。二者都是在1980年之前商业化，当时美国发明的产品由美国拥有的公司出售。在亚洲企业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崛起之前，这两个市场实质上都由美国所掌控。

然而，进入市场比太阳能电池板早十年的芯片并没有像太阳能电池板那样表现惨淡。时至今日，美国仍然领跑计算机芯片行业，20年来一直占据该市场半壁江山以上。那美国的太阳能行业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

《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刊登的最新论文指出，巨大的变化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改变了美国经济的结构，使得美国企业无法开发出新的产业和市场。它们对于太阳能行业造成了尤其严重的破坏，导致该项技术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缺少资金支持。

该论文的作者、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研究员马克斯・杰内克（Max Jerneck）表示，这些情况现在依然存在，除非它们得到解决，否则它们可能将会制约碳税或者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效果。

《大西洋月刊》近日就该论文和太阳能行业的命运采访了杰内克。以下是采访摘要：

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金融化？这个时期金融化为什么会很重要？

答：它是指企业的焦点从创造实质性的物质财富转向提高纸面资产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中，企业的主要焦点是放在股价表现上，而非投资长期性的技术发展。相比创造长期性的新财富，企业对于提升金融资产的价值更有兴趣。

问：金融化从什么时候开始？

答：在这一语境中，它始于企业内部。1960年代末期，企业开始金融化。它们由财务经理来管理，他们以为自己光靠研究数据而不必让真正懂技术的工程师发号施令，就能运营好任何的企业。他们通过收购其它的公司来运营企业，就像你给你的投资组合买入股票那样。他们会将那些公司收购回来，然后持有一段时间，看看它们能否出现腾飞；如果没有出现腾飞，那他们就会将它们抛售。

所以说，金融化始于企业内部，到后来企业开始被外部的华尔街所控制。

问：那当前整个美国商界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太阳能行业当初是什么样的呢？你在论文中称该行业有两种有着不同发展理念的人。

答：首先，在1960年代，政府的太空计划开发出了太阳能电池板。接着，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该行业出现一小部分的创业者――当中大多数都曾参与早期的太空计划――他们都拥有将太阳能应用于地球上，给这项技术创造市场的愿景。他们一直认为，太阳能还很不成熟，还无法跟传统电力竞争。他们聚焦的第一批市场属于离网市场――边远地区的广播站、铁路公路交叉道口以及不在电网上的非洲村落。他们想要先慢慢在这些市场扩大太阳能使用率，然后再慢慢向更大的市场靠近。

与此同时，负责制定能源政策的政府部门想要像发展核能那样发展太阳能。他们想要非常快速地提升太阳能的规模，尽可能快速地建立起大型的发电站。大型企业也想要快速扩大太阳能的规模，以及在高端研发和量产上进行巨额投资。对它们来说，这项技术必须要带来巨大的回报。对它们来说，它必须要变成一项主流技术，这样它们才会大举押注。如果只是将太阳能电池板卖给非洲的村落，或者打造较小的消费级电子产品，它们不会有兴趣涉足其中。

问：听上去行业参与者也是有愿景的，企业总是想要将更多的人引入他们的太阳能系统当中。如果你像企业那样思考，问题就不在于电网以外有没有人，而在于电网规模够不够大。

答：说得对。当时，这些大企业主导了能源政策的制定，因为它们是很有影响力的金融企业集团。这令体量较小的创业者难以跟它们去竞争，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大企业，而大企业占据了大多数的政府补贴。（所以很多规模较小的太阳能公司被大企业集团所收购。）到1970年代末，美国的太阳能行业基本为这些企业集团所掌控。

问：你的案例研究似乎发现，风险资本对于接触独立的公司似乎毫无兴趣。也有经济理论说，风险资本无法给市场带来影响深远的新创新，因为它不能像大企业那样提供庇护。

答：风险资本有投资周期，通常是3年到5年。而太阳能技术要发展起来远远不止这个时间。风险资本通常会在技术濒临成为主流的时候进入市场。风险资本曾在一些时间周期投资过太阳能――比如，2000年代中期金融危机之前，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在金融危机来袭后，他们遭受了巨额的损失。风险投资模式并不适合这类技术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风险资本并不适合清洁技术领域。

1970年代的太阳能创业者学到的经验就是，风险资本对于太阳能行业没有兴趣。我还应该补充一点，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在1970年代也向该行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它们投资该项技术并不是什么坏事；它们进行了巨额投资。

该行业后来在1980年代出现问题，当时企业再一次从这些技术中抽身。

问：那太阳能行业的情况和微芯片早期的制造和发展有什么可比性呢？

答：二者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首先，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你有“民兵”导弹计划和太空计划――有很多的资金参与其中。政府投入了更多的钱进去。

1970年代，政府确实曾尝试参照他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半导体行业所做的来制定发展计划。但该项目并没有很多的资金支持。其次，它并不是由国防部来负责。美国能源部1977年才创立，共和党人一开始就想要将其瓦解。该部门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该项目也有着不同的目标。微芯片项目的目标是提升质量，无关价格。而联邦太阳能项目的目标则是降低成本。他们并没有质量方面的目标，他们有的是成本方面的目标。那意味着如果你降低制造成本，你也会削减太阳能公司的利润空间――这是该项目行不通的部分原因。到里根总统上台时，他废除了该项目。

在微芯片行业，不同规模的不同公司之间也有很多的细分。该市场的最顶端有AT&T，中间有几家公司，底下有小型的初创公司。它们相互之间并非直接竞争――它们有不同的定位。政府也实施严厉的反垄断政策来防止小公司跟大公司竞争。所以说，微芯片行业有着全然不同的生态系统。

问：说回1980年代。在卡特卸任里根上台之时，很多的太阳光电公司为大型企业集团所有。之后发生什么了呢？

答：1982年左右，美国更改了企业交易方面的法规。新法规允许垃圾债券交易、恶意并购和股票回购。美国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不过到1980年代该体系才得到真正的解放。在那之后，美国出现了大型的企业并购浪潮。公司蓄意收购者纷纷攻击其它的公司，这对太阳能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通用电气当初有太阳能部门，且有扩张计划。但新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上任的时候，他指出，通用电气将只会涉足它排在行业前二位置的业务领域。他说道：“我们将会清理掉其它所有的业务，然后我们将会攻击其它的公司，尝试将它们收购过来。”

因此，通用电气关闭了自己的太阳能部门，然后攻击当时也有太阳能部门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RCA在技术开发上是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之一。他们开发了薄膜太阳能电池，但他们无法将其商业化。最终是日本人将该技术商业化。

与此同时，有很多的公司蓄意收购者攻击石油公司，比如托马斯・布恩・皮肯斯（Thomas Boone Pickens）和卡尔・伊坎（Carl Icahn）。那些石油公司不得不剥离不相关的业务，它们必须要花大量的资金来回购股票，以增加持股比例，防止遭到企业狙击手的袭击。

问：你列举了六七家不得不剥离太阳能部门的石油公司，其中包括埃克森和BP。那些企业变动是否也导致管理哲学的变化呢？

答：主要的差异在于，1970年之前，美国是经理人时代，即企业由经理人掌控。企业股东不会向他们施加带来短期回报的压力，经理人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长期性的业务投资。在经理人时代之后，美国企业进入了金融化时代，又或者说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时代。经理人时代的结束对于太阳能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问：你是怎么拼凑起早期可再生能源的这段商业历史的呢？

答：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美国和日本的太阳能行业的历史比较研究。我想要解释为什么日本太阳能行业最终会变得比美国的大得多，尽管美国是该项技术的起源地，且是该行业早期发展阶段的领跑者。

我最初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政府政策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想要研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产业政策差异。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代，日本以拥有良好的产业政策而著称。他们既能够优胜劣汰，也能够战略性地完成产业升级。我觉得太阳能行业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但我后来发现――尽管政府政策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在组织结构和控制人上的差异。在日本，企业由大银行和经理人掌控，而不是受金融市场控制。1980年代，美国允许恶意收购、杠杆收购和各种新式债务融资工具之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在日本，尽管日本企业在房地产形成巨大泡沫时出现一定的金融化，但这对于日本企业的影响并没有其对美国企业的影响那么大。两国企业的主要差异在于组织结构，而非国家政策。

问：我们现在讨论的转变――转向放松管制，转向蓄意收购，转向让市场运行脱离政治范畴――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发生。为什么日本能够避开那一轮金融化呢？

答：在日本，二战之后过往的那些财阀都瓦解了。

之后，日本出现并非由金融利益主导的新一代公司。它们由工程师所主导，它们的理念是打造技术来追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日本企业在1980年代的组织结构是战后重组的遗产。在1990年代之前，这种日本模式非常有效。后来日本出现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致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十年后仍然问题不断。日本企业一直都没有出现金融化，直至1990年代末期――他们的巨大泡沫在1990年代破灭，他们随即对日本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开始将西方国家的思维引入他们的企业治理当中。

当然，日本改变了很多，但他们确实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让他们的企业没有出现金融化。

问：日本太阳能行业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吗？

答：不。日本太阳能行业在2005年左右陷入了停滞期，那个时候也正是我结束我的研究的时候。当然，自那以后，中国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我想，日本太阳能行业的相对下滑可能是因为中国企业涉足该领域，蚕食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不过我对此并不确定。自200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该领域的领先者。

问：这对现在有什么影响？你是否觉得，假如出现不一样的情况，企业集团在1980年代能够坚持下来，那现在美国的太阳光电产业是否会更加生机勃勃？

答：198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企业被蓄意收购――是对197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响。1970年代发生的事情是，企业业务扩张得过于庞大。企业集团经营各种它们并不了解的业务；它们只是根据电子数据表来管理那些业务。所以我会再往回追溯到1960年代，假设企业集团化没有发生。

如果那些企业集团在1980年代能够存活下来，政府没有放松对华尔街的管制，那它们或许能够在美国创造出更具竞争力的太阳能产业。但那也是一种对过往事情的反响。它在1970年代也引起过担忧。进行反事实分析并不容易。

我认为，如果美国实施不同的产业政策――就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微芯片产业的那种政策――让小公司免遭大公司的竞争，不向大公司提供直接的补贴，那会帮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了解太阳能技术的企业家。这样的话，我想整个产业就会变得不一样：如果你让那些体量较小的公司来决定政策走向，那你就不会在行业如此早期的发展阶段提供巨额的量产补贴，小公司就能更加慢速地建立小型的离网市场。

问：你说，从整个历史来看，征收碳排放费本身会行不通。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要使得太阳能成为主流技术，行业需要再促成很多的创新。太阳能仍然是间歇性的能源；没有太阳照射的时候它并不能派上用场，因此你必须要想办法去存储和传输它。不断地给电网输入太阳能，是行不通的――电网的设计并不允许它输入更多的太阳能。

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创新。如果企业本身并没有创新动力――如果他们只是要通过诸如股票回购的手段来提升自身的价值――那征收碳排放费也不会引发创新。为了创新，你必须要对未来进行长期的投资――长期的投资结果如何当然是不可预知的。创新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企业无法知道具体该投资些什么。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通过回购股票或者投机取巧更容易赚钱，那他们就没有理由去对新技术进行风险很高的押注。

因此，征收碳排放费要奏效，政府还得专注于打造创新型的企业，确保创新型企业拥有投资长期发展的途径。

原因是，截至目前，风险资本在太阳能上已经损失了不少，因此这种模式并不可行。太阳能的发展也是长期性的；它与化石燃料直接竞争；它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该领域必须要出现某种企业重组来促进创新，必须要有某种政策使得它与现状决裂，即现在的企业主要专注于短期性的季度业绩和股价表现，而非长期的发展。（乐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