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是家普通企业？清华何志毅：没特权，但有特殊责任

（原标题：腾讯是家普通企业？对话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何志毅：领军企业没有特权，但有特殊责任）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表示，评估企业质量要综合考虑市值、营收、利润三项指标，在各自产业内排名前四的就是该产业的领军企业。据2020年数据，中国领军企业数量仅为美国的45.56%，且主要分布在相对传统落后的产业

（原标题：腾讯是家普通企业？对话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何志毅：领军企业没有特权，但有特殊责任）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表示，评估企业质量要综合考虑市值、营收、利润三项指标，在各自产业内排名前四的就是该产业的领军企业。据2020年数据，中国领军企业数量仅为美国的45.56%，且主要分布在相对传统落后的产业。

◎在中国所有的领军企业中，平均市值和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利润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只有5家，分别为阿里巴巴、工商银行、中国平安、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单项指标略差一点的还有6家，分别为中国石化、中国人寿、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腾讯控股。华为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其营收和利润在通信产业中遥遥领先，经保守测算其市值也在1000亿美元以上，也基本符合上述条件。

每经记者 杨煜 每经编辑 陈俊杰

2022年初，“马化腾说腾讯只是一家普通公司”冲上微博热搜。但从表面上看，腾讯控股（00700，HK）的市值、营收和净利润数据一骑绝尘，似乎与常识里的“普通企业”形象相去甚远。

腾讯此番冲上热搜背后，是领军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磨合。

近日，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腾讯等企业的领导者们需要意识到领军企业的特殊责任，不仅要引领产业的市场拓展与创新，还要呼应社会的特殊需求，例如促进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

宏观来看，领军企业的数量与质量也与国家实力息息相关。若以主流企业排行榜——《财富》500强为参考，中国的500强企业数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越美国。不过，在何志毅看来，《财富》500强依据单一的营收指标做排行有失偏颇。实际上，部分国内企业销售规模大但利润率低，竞争力并不算强。

何志毅表示，评估企业质量要综合考虑市值、营收、利润三项指标，在各自产业内排名前四的就是该产业的领军企业。据2020年数据，中国领军企业数量仅为美国的45.56%，且主要分布在相对传统落后的产业。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 受访者供图

谈企业评估：《财富》500强单一指标有失偏颇

NBD：《财富》500强是目前主流的企业排名，您提出的领军企业排名相比之下存在哪些差异？

何志毅：《财富》杂志使用单一的营收指标来做排行，导致企业评估有失偏颇。第一，《财富》500强企业名单没有考虑到产业差异，例如2021年《财富》500强的门槛是240亿美元营收，但很多产业里的老大企业都到不了这个门槛。第二，《财富》500强排名没有考虑市值和利润。

从产业的角度上讲，我们推出的领军企业评价体系更为科学。我们将年均市值、营收、利润作为企业排名的指标，并将每家企业按照全球产业分类标准划分到158个赛道里面。借用传统经济学CR4（行业前四名份额集中度）的概念，每条赛道的前四名就是该产业的领军企业。

透过数字，企业的质量如何，主要就是由这三项指标来表现的。首先，市值是人民在市场上用金钱投票投出来的。正常情况下，企业的营收、利润、增长或衰退的趋势、产业的未来走势都通过市值综合体现出来。

不过，市值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炒作的影响，需要用利润修正。企业的本质是要创造利润，尽管不同行业的市盈率差别很大，但总是跟利润挂钩。此外，利润又跟企业销售规模、市场地位有一定的关系。总之，通过这个评价体系，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全球产业和领军企业的状况。

NBD：中国领军企业中有哪些代表企业？

何志毅：在中国所有的领军企业中，平均市值和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利润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只有5家，分别为阿里巴巴、工商银行、中国平安、中国移动、中国石油。

单项指标略差一点的还有6家，分别为中国石化、中国人寿、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腾讯控股。

华为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其营收和利润在通信产业中遥遥领先，经保守测算其市值也在1000亿美元以上，也基本符合上述条件。

因此，这12家领军企业基本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

NBD：很多投资公司和券商也在做产业研究，您提出的领军企业研究对投资者来说有哪些意义？

何志毅：他们更多地代表了投资者的眼光，更关注个股走势、短期效益和投资者兴趣。不过，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指导投资行为，而是关注现象背后的规律和长期状态。因此，如果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会考虑长期视角和产业视角，那么我们的研究可能会有更大的参考意义。

谈产业差异：“补短板”成为全球性问题

NBD：对国家而言，领军企业数量的多少意味着什么？

何志毅：现在中国的GDP大概是美国的七成，但按照《财富》500强企业的数据来看，中国500强企业的数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美国，这就给人带来一种错觉——虽然我们GDP不如美国，但单个企业的质量已经超过美国。实际上，我们一些企业销售规模大但利润率低，竞争力并不强。

对国家来说，拥有更多的领军企业意味着两点。第一，国家的产业均衡度比较好。例如在500强企业里，金融类企业就占了20%以上；领军企业则按照158类产业分别排名，每个产业只取前四名。因此领军企业多说明产业均衡度较好。第二，由于我们综合考虑了三项指标，领军企业多说明各产业里的企业质量比较好。

NBD：中美两国领军企业的分布存在哪些差异？

何志毅：据2020年数据，中国共有113家企业进入领军企业名单，美国共有248家企业进入领军企业名单，我们占到美国的45.56%。其中，中国有25家企业在各自产业里排名老大。美国有73家企业在产业里排名老大，我们约为美国的1/3。

中国的优势产业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如房地产、家用电器等。但在信息产业和医疗保健产业上与美国差距很大。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2021年，中国电脑硬件、储存设备及电脑周边全产业40家企业的市值之和、营收之和与净利之和是苹果公司2020年对应数据的11.24%、90.91%、17.54%。

此外，社会上一般认为美国是金融一枝独秀，实业空心化，但我们的数据显示，中美在产业均衡度方面应该说旗鼓相当。

NBD：面对目前的中美产业分布差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何志毅：在全球一体化的状态下，每个国家的禀赋和资源条件，会造就它在某些产业上的优势。因此，理性地讲，各国未必要在每个产业上正面竞争，而要优势互补。这也是我们研究产业领军企业的初衷——看到中国在哪些产业有优势，为这些产业里的优秀企业培养人才。

不过，美国在2018年挑起与我国的贸易摩擦，使用非市场手段干预企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希望全球一体化的局面能够维系，另一方面也要为中美产业生态圈的潜在对抗做好准备。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补短板。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的产业链也不至于断裂。

实际上自疫情以来，不仅中国在补短板，其他国家也在补短板。不少国家发现，很多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现在变得很重要，比如口罩、消毒液、手套等。这些产品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甚至关系到社会安全。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蔓延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出现交往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就成为全球性问题。

谈企业责任：领军企业要承受与社会磨合的成本

NBD：眼下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体系成为企业评价新标准，您认为领军企业评价体系与ESG体系有何关系？

何志毅：在纯市场经济的理念和规则体系下，能脱颖而出的企业意味着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即能够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出更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套体制表面上是让每一家企业都去逐利，但实际上是人民在用货币投票，选出能为人民提供最好服务的企业。因此，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企业看起来有失偏颇，但背后有着深刻规律。

不过，当企业追逐利益的过程导致环境遭到破坏后，社会意识到要对企业衡量标准进行修正。随后，环保理念逐步延伸为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最后统一到ESG体系。ESG不仅更加系统，同时把社会责任、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外部指标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相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是在企业经济指标合格的情况下再要求ESG。因此，ESG是对企业经济指标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对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企业的要求。企业就算在产业内居于领军地位，但要是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不善待劳工，社会也不会欢迎。

NBD：据媒体报道，马化腾在内部员工大会上称腾讯只是一家普通企业，您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何志毅：我对此表示认同和点赞。领军企业家们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有清醒认识。企业不管规模多大，也不管掌握多少资本资源，都要把自己看作普通企业。

另一方面，用社会大众的眼光来看，腾讯并不普通。腾讯在全球互动媒体与服务产业里排名第三，仅在阿尔法贝塔公司（谷歌母公司）及Meta（原Facebook）之后，是最近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值最高的企业。不过，腾讯及其他领军企业的领导者要意识到，这种“不普通”指向的并非特权，而是特殊的责任。

首先，领军企业要承担特殊的产业责任。作为产业里的佼佼者，领军企业需要引领市场与创新，扩大产业边界，让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产业里的产品。此外，领军企业还要承担与社会磨合、博弈的压力。市场经济设计的规则下，企业某种程度上都会追求垄断和高利润，社会则反对一家独大。这种情况下，领军企业需要承受与社会磨合的成本和代价。

其次，领军企业要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当灾难事件发生时不能视而不见，领军企业要带头体现一个经济组织对社会的同情心。此外，领军企业要呼应社会的特殊需求。比如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领军企业可以在业务领域里尽量拉动中小企业发展、先富带后富，还可以在与自身业务无关的领域里做慈善公益，救助弱势群体，或者根据国家需求支持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