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搞垮中产阶级？

文/宋冰不停更新换代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时下中产阶级生活标配。沉浸在技术带来的舒适与时髦中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产品背后的技术发展前景有可能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发起致命一击

文/宋冰

不停更新换代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时下中产阶级生活标配。沉浸在技术带来的舒适与时髦中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产品背后的技术发展前景有可能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发起致命一击。

更很少人想到，在这个手机制造商市值超过石油公司、硅谷工资超过华尔街的时代，所谓第三次数字革命的兴起，在提高生产率和提供更体面工作上的贡献可能远低于大众期待。

信息技术在过去20年的发展可谓翻天覆地，然而大众从技术进阶中真正能够共享到的红利还有待观察。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将《经济学人》“第三次浪潮：数字革命”特别报告的内容摘译如下。

“索洛悖论”

许多本世纪数字技术的膜拜者可能会惊奇于这组数字：1939年~2000年是美国经济急速跃进期，人均生产率年增速达到2.7%，然而在社交网络、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席卷一切的2000年~2013年，人均生产率年增速降到了0.9%。

过去十几年间，生产率增速的放缓和看上去一日千里的信息技术发展很难匹配，但历史早有先例。比如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社会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普遍提高；在20世纪初维多利亚时代，哪怕那些诸如电灯这样的发明进入全盛时期，生产率也没有改进多少。

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悖论”。这一悖论指虽然企业在IT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从生产率上看却收效甚微。“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的数据上看不见计算机。”

如何解释“索洛悖论”在经济学界一直充满争议。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认为，最近几年科技创新的实质性进展并不如其表面那样令人振奋，且不足以抵消人口结构变化、不平等现象以及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第三次数字革命的核心信息通讯技术，其变革性意义实则低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气化、汽车和无线通讯技术的发明。

关于“索洛悖论”的第二种解释是科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有很长的滞后效应。此种观点认为过去40年都是信息技术的酝酿期，信息处理能力的本质性提高和成本的显著下降为真正的变革时代拉开序幕，下半场刚刚开始。

劳动力市场“空心化”

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不尽如人意，在广泛提高工人工资收入上也未见成效。过去十几年信息技术在收入分配上的影响仅仅停留在：维持大部分工人工资现状，同时让巨额酬劳统统流向了那些技术精英阶层。

在1991~2012年间，英国年均实际工资增长为1.5%，美国为1%，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速；德国仅为0.6%，意大利和日本则几乎不见增长。然而这些国家的高收入阶层的工资则增幅惊人。

这是因为信息技术比人们想象中更快地蚕食着传统工作岗位，除了那些流水线上的简单重复劳动外，曾经被认为属于脑力劳动范畴的工作，比如一些法律、统计和新闻方面的工作，也都进入了可被替代序列。

问题是在这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大量智能机器人替代了成千上万流水线上的工人，然而除了一些设计和控制工程师外，这一次并没有相应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也无法像过去汽车工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新阶层来共享技术变革的红利。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彼得・卡普利（PeterCappelli）在一份报告中称，教育过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大量吸取这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工作岗位。因此，在未来几十年内，劳动力市场需求将会集中在那些最精英的应聘者身上。这些拥有超越常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创造力或者人际关系处理技能的顶层精英――也就是计算机难以替代的人群――将招徕到更多客户和获得更高薪水。

这也预示着，整个劳动力市场将逐渐空心化――劳动力向上下两极流动，本属于大多数群体的白领职员所在的中间位置开始垮塌。这些资质中等、薪水中等的白领职员正是发达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起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群体。

新“不平等主义”

虽然科技在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就业上表现平平，但有一点确实拜其所赐：在过去十几年内，大量的物品价格和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服务成本都出现了显著下降。那些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了科技带来的冲击的人群，至少在这方面能够稍微松口气，但也有些人则从中获得了更大的红利。

在这个学习成本史无前例之低的时代，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Cowen）称，那些高度自我激励、富有才能和极为专注的人将爬上回报丰厚的金字塔尖，剩下的85%~90%的人群则会在新的经济结构面前一片茫然。

经济结构的变动终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比如大工业时代摧枯拉朽式地淘汰了许多手艺一流的工匠。新的数字革命自然也会把一部分收入不菲的专业人士打落凡尘。一些原本只有资深医生才可以完成的手术，在未来只需要普通护士借助智能机器的帮助就可以做到。

就算这些难度降低后的工作，仍旧要求从业人员有经过特殊训练的技能，比如同时拥有操作复杂机器的技能和与人交流的社会交际能力――这还是将大多数普通就业者排除在外。

信息技术时代的一大标榜“分享经济”，在诸多层面上并未达到其理想中的平等主义。越是对技能要求低的工种越是容易被机器所代替，就容易造成低技能劳动力的过剩，从而导致失业以及工资增长乏力。

政府的缰绳

要想解决劳动力市场不平衡的一种路径是：“提高低技能工种的生产率、将低技能工人转化成高技能工种、为那些无法向高技能工种转化的工人提供福利保障”。

这条涉及到了教育、社会福利和其他重大政策的调整，每一部分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也有一些只需要转变下策略。

一个案例是职业证书对就业的影响。从1950年~2008年，美国需要职业证书才能上岗就业的工作比例从5%剧增至接近30%。从教师、护士，到室内设计甚至是美甲师，都需要考取职业执照。这种对职业执照的过度要求给职业流动设置了障碍。在一些国家，雇佣过程中繁冗的政策限制让头疼的公司情愿改成机器操作。

前两次工业革命均极大改变了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次数字化革命也不会例外。政府需要提供新的对策，一方面给予科技以更大自由来变革现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要为所谓“破坏式创新”带来的副作用做好缓冲，尤其是当涉及到那些最脆弱、最难以抵挡风险的低收入群体时。

毕竟科技因本身的纯粹性而如无疆之马，从一开始就不带任何偏好的议程设置，自然也无法寄望其加诸社会之上的影响是完全积极或者中立的。技术只是按照自身发展规律不加辨别地扫荡一切，让一些人陷落赤贫或让一些人陡然暴富。唯有政府恰当使用缰绳才可能使之契合社会大众的总体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