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的逆反策略：硅谷为何关注他

“没有猪或牛为你穿的皮草而死，这很神奇。”蒂尔基金会（Thiel Foundation）的一位官员林迪・菲什伯恩（Lindy Fishburne）说

“没有猪或牛为你穿的皮草而死，这很神奇。”蒂尔基金会（Thiel Foundation）的一位官员林迪・菲什伯恩（Lindy Fishburne）说。她描绘的是有些吓人的“生物制造”产品，蒂尔基金会为该产品的制造企业提供了35万美元的捐助。该企业名叫Modern Meadow，从动物身上提取皮肤或肌肉的活组织样本，在体外培育成皮革甚至是肌肉。

Modern Meadow公司只是19家在过去两年里收到蒂尔基金会捐款的未来科技新创企业之一，是一个名叫“突破实验室”（Breakout Labs）的不寻常项目的一部分。慈善基金会将免税的资金投入到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中，这相当罕见，甚至闻所未闻，但蒂尔基金会不是一般的慈善机构。它成立于2006年，由亿万富豪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立。蒂尔已经磨练出了说理的才能，他在一次采访中对《财富》杂志解释道：“你选择要做的事情既要能自己产生价值，又要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更广泛的一些问题的关注。”

“突破实验室”项目关注的是蒂尔自2008年以来在杂文、谈话和讨论中不断提出的与主流观点相左的观点。这个观点被称为“技术停滞论”。蒂尔认为，我们所见到的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领域里取得的惊人进步掩盖了在能源、运输、生物科技、疾病预防和太空旅行方面的令人失望的停滞不前。他认为，这些方面进步缓慢，是美国自1973年以来实际收入和工资近乎停滞、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的原因之一。

正如蒂尔所说：“在过去40年来的科技领域里，我们在比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原子世界却没有取得同样的进步。”这一概念体现在蒂尔的风投公司Founders Fund的宣传语中：“我们想要飞行的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用户发文限140个字符数―译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的“突破实验室”项目只支持搞“硬科技”的新创企业―业务重心不在网站、社交媒体或信息技术的公司―以及那些因为不确定性太强而无法吸引到天使投资人资助或者甚至是政府拨款的企业。他给这些企业注入一笔资金，用于证明它们的技术可行，希望它们随后能够吸引到传统的风投资金。Modern Meadow公司在今年6月就是这么运作的。

蒂尔是天才的演讲家和宣传家，口袋里的钱多到数不完。他阅读的书籍庞杂而深奥，涉及哲学、历史、经济学、人类学和文化，令他已然成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拥有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或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学者曾经拥有的地位。然而蒂尔―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信仰基督教的同性恋―与他们存在显著差异，即他支持的观点更加难以预料，而且他赢得自己的地位主要是依靠商业，而不是文学和学术著作。

1998年，蒂尔与人联合创办了电子商务支付先驱贝宝公司（PayPal）。2002年，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eBay。贝宝为人所知，也许不是因为它自身的成功，而是蒂尔招募来的打造贝宝的人在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这些人现在被称为“贝宝帮”，陆续创立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公司，其中至少有7家公司当前的估值超过了10亿美元，它们是由埃隆・穆斯克（Elon Musk）与人联合创办的特斯拉公司（Tesla）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由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创办的领英公司（LinkedIn），由陈士骏（Steve Chen）、查德・赫尔利（Chad Hurley）、贾德・卡里姆（Jawed Karim）联合创办的YouTube，由杰里米・斯托普尔曼（Jeremy Stoppelman）和拉塞尔・西蒙斯（Russel Simmons）联合创办的Yelp，戴维・萨克斯（David O. Sacks）创办的Yammer和蒂尔本

人在2004年与人联合创办的大数据挖掘公司Palantir。

尽管蒂尔与人联合创办了两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但更令他出名的是他的投资项目。众所周知，他在2004年给了一位从未有过稳定工作的20岁哈佛大二学生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5万美元，换取当时叫做“Thefacebook”的公司10.2%的股权。到目前为止，蒂尔至少从这笔投资中套现了10亿美元，目前他仍然持有价值2亿美元的股份，并且继续担任Facebook董事。蒂尔本人或通过Founders Fund做出的其他著名的投资包括有领英、Spotify、SpaceX（蒂尔在穆斯克的这家火箭飞行器公司中持有价值1.2亿美元的股份），还有更晚一些的Airbnb。

2010年的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有关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的传记电影―译注）中说到了蒂尔，这让他的公共形象超越了硅谷。今年，HBO的《硅谷》（Silicon Valley）电视连续剧又向世界介绍了另一位名叫彼得・格雷戈里（Peter Gregory）的怪才。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原型就是蒂尔。在第一集里，格雷戈里发表演讲，推广一个项目，几乎与蒂尔在2010年年底推出的引发争议的“20位20岁以下企业家”（20 Under 20）计划完全相同。该计划每年为20位愿意辍学的年轻技术天才提供10万美元的创业经费。

今年9月下旬，蒂尔出版了他的新书《从0到1：有关新创企业的随笔―怎样打造未来？》（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他的声名更加显赫。该书的题目是指蒂尔所强调的变革性的“垂直”变化（从0到1），它与递进性的“水平”变化（从1到N）不同。他在书中的第一章解释道：“如果给你一台打字机，你又制造出100台打字机，这是水平的进步；如果给你一台打字机，你却开发出一款文字处理器，那么你就取得了垂直的进步。”

扎克伯格在《财富》杂志的一次采访中评论说：“这本书名义上是在讲企业，但实际上我认为，它讲的是关于如何为世界创造价值的哲学。”

《从0到1》一书是根据硅谷的计算机专家们都知道的“CS183”写成的。这是蒂尔于2012年春季在斯坦福（Stanford）教授本科计算机科学课程的科目代号。当时25岁的斯坦福法律系学生布莱克・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将每一节课做了整理，然后发布到自己在Tumblr的博客上，结果使蒂尔的授课在网上引起了轰动。最初，他这么做并未征得蒂尔的许可。

马斯特斯回忆说，他发布的第四部分课程连载成了撰稿人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专栏文章的主题，于是他决定联系蒂尔，看蒂尔是否介意。蒂尔在电子邮件中回复道：“接着发吧。”马斯特斯的博客页面访问量至今已达240万，访问者达56万。

风险资本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告诉我说：“这些课程笔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遇到的每一位创业者都通读过。”安德森是第一款现代网页浏览器的代码编写者之一，也是风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联合创始人。

当蒂尔决定着手写作这本书时―对相同的材料做过处理的简化版本，有所增补―他向马斯特斯求助。现在，马斯特斯被列为这本书的合著者。

也许不必说，马斯特斯现在也创办了自己的新创企业，用软件来做法律分析，蒂尔牵头发起了该公司在种子基金阶段的200万美元融资。

蒂尔今年46岁，比起他在电视上的形象，真人更显年轻，更有活力，也更健美。初次采访时，他穿着黑色鸡心领毛衣、卡其裤和一双高级运动鞋。他邀请我共进早餐―我吃的是蔬菜煎蛋卷，他只喝新鲜浆果的汁―这是他的私人厨师在他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总部大楼里为他制作的。公司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普雷西迪奥（Presidio）的弥漫着桉树香味的小山之间。从观景窗可以看到旧金山艺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艺术宫的背景是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天使岛（Angel Island）和恶魔岛（Alcatraz Island）。

虽然说蒂尔已经成了硅谷的活着的象征，但其实他自2002年年底就在旧金山生活和工作了。在卖掉贝宝之后，他从山景城（Mountain View）搬到这里，筹划新的开始。

他说：“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总是面临着和从前的自我竞争的风险。如果你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游泳金牌，我的看法是你应该在拿到奖牌的当天就退役。”

这句话出自于一位一直都靠竞争发迹的人之口，十分不寻常。离我们聊天的地方仅仅10码远（约9.14米），摆着两副国际象棋的棋具。它们不是收藏家的雕琢繁复的装饰性藏品，而是大师级棋手所必须使用的斯汤顿（Staunton）棋盘，棋盘边上的计时器还在走时。

然而，贬低竞争是蒂尔新书的中心主题。他断言，“资本主义与竞争是对立的”，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的利润都竞争没了。”他劝告创业者寻求垄断，总结说：“所有快乐的公司各不相同：它们都是通过解决某一个特殊问题而获得一种垄断。所有失败的企业都是相同的：他们没能逃脱竞争。”

作为经常与蒂尔合作的投资者和朋友，安德森说他只同意蒂尔所说的“一半内容”。蒂尔批评竞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德森说：“你应该做一些没有人与你竞争的事情，他这点没错。但他错的地方是，如果是一个好的想法，肯定会有其他人去做。那该怎么办？你会放弃吗？这可不行，你应该去竞争。”

安德森充分肯定了蒂尔对硅谷文化的积极影响。他说：“在蒂尔身边，你很难不去想：‘我必须得再聪明点。’”他说道。“一谈到哲学、历史、政治和人类命运，蒂尔就让讨论的档次提升了很多。在他之前，没有多少人思考这些话题。人们只是在想：‘新一代的芯片出了吗？’”

1967年10月，蒂尔出生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他是一位有天才的“外来者”：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因为工作需要而经常搬家―全家搬到美洲、再到非洲、又搬回来―这让蒂尔换过7所小学。1977年蒂尔10岁时，全家在洛杉矶湾区（Bay Area）扎下了根。

蒂尔6岁时开始下国际象棋，12岁时，他在全美13岁以下级别里排名第7位。（他直到30多岁时还在参加国际象棋锦标赛，至今仍然在网上玩5分钟一局的“闪电快棋”。）他的数学也很好，在读圣马特奥（San Mateo）的公立学校时，他在一次全加州的数学统考中名列第一。

高中时，蒂尔推崇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乐观和反共产主义，里根给他的感觉“就像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找到了答案，而且都是正确的答案”。

1985年，他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大一，这所学校正在抵制一个设立里根图书馆（Reagan Library）的机会。此外，它还在调整传统的“伟大著作”（Great Books）课程，准备包容当时方兴未艾的多元文化批评。蒂尔反对“政治正确”化，1987年，他与别人合办了《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一本兼具保守派和自由派观点的期刊―并且担任第一任总编。

在大学里，蒂尔被当时在斯坦福任教的法国人类学哲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学说深深吸引。吉拉尔写了很多文章，讨论他所谓的“模仿欲望”的概念，即我们的潜意识倾向于与邻居的意愿保持一致。在吉拉尔看来，模仿引发了竞争，竞争也引发了模仿。

蒂尔天生是一位逆反者，后来又做过对冲基金经理、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这些岗位都要求具备杜绝从众心态、回避市场泡沫、抓住被人忽视的机遇的能力。在蒂尔看来，吉拉尔对于人类无意识模仿他人的强迫症的分析非常具有说服力。“对于多年来我寻求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所有特质来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思考方式。”蒂尔说。

现在，蒂尔又找出了自己在大学时深受吉拉尔吸引的更加个性化的原因：他本人对周围人的无意识模仿。蒂尔被动地在大学毕业后念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然后又去了位于纽约的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担任一名年轻的非诉讼律师。到那里做这个职务，职业就快到尽头了。回想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光，蒂尔说：“这是我人生中最不快乐的时期，它持续了七个月零三天。”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次“25岁危机”，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不信任。他说：“我喜欢法学院，但是我没能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干这行。现在回想起来，是我当时太要强了。”

离开律师事务所后，蒂尔在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下面的金融产品部（CS Financial Products）做一名衍生品交易员。他说，这个工作更对他的口味，但是它仍然有一种“受追踪的性质”，感觉不好。

1994年的圣诞节前后，蒂尔在看望西海岸的家人时，见到了自己的大学朋友里德・霍夫曼。尽管霍夫曼认为蒂尔在斯坦福时是“极端右翼分子”，而他自称那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两人还是成为了密友，在争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时都很看高对方的智识。

霍夫曼曾经立志当一位哲学教授，著书立说，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归纳一下公知能对创造媒体受众做些什么，你会发现也就是书籍和散文而已。我发现，你是可以创办一家拥有公知影响的软件公司的。”他解释说，这些公司还有“商业模式的优点”，有利于一个人“做一些经济上的事情”，也就是赚钱。

蒂尔回忆这次会面：“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能创办的科技公司，我们感到，这里正在发生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尝试做一点什么。”他说的这里就是指硅谷。1996年年初，蒂尔做出了重大转变，离开纽约来到门洛帕克（Menlo Park）。他从亲朋好友那里筹得100万美元，开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蒂尔资本公司（Thiel Capital）。一年后，蒂尔遇到了当时21岁的卢克・诺塞克（Luke Nosek）。诺塞克刚刚离开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追随马克・安德森的脚步来到硅谷。他希望推出一个网页日历，向蒂尔咨询有关融资的事情。令他惊讶的是，蒂尔提出从自己的基金里面给他投资10万美元，并且真的投钱了。

这家公司后来倒闭，诺塞克因为亏掉了蒂尔的钱而充满内疚。“我想：‘天啊，我的朋友。他给我投资了。’”

诺塞克的朋友、另一位UIUC的程序员马克斯・列夫钦（Max Levchin），请诺塞克把自己介绍给蒂尔，以推销自己的做加密业务的Fieldlink公司的创意。诺塞克此时仍然不好意思跟蒂尔说话，所以列夫钦绕过了他。一次，蒂尔到斯坦福发表讲话，列夫钦在讲话之后跟他接上了头。蒂尔喜欢他的创意，并且提出成为联合创始人。接着，他和列夫钦又邀请诺塞克加盟。

诺塞克说：“这就是蒂尔了不起的地方，他看重友谊，这永恒的东西。我曾经想：‘唉，我曾经把事情搞砸了。’但是他觉得没有关系。他不喜欢这样，他也生气，但是他觉得没有关系。”Fieldlink数次改变业务方向，名字也换了两次，最后成为了贝宝。在挑选团队成员时，蒂尔和列夫钦只招入他们俩当中至少有一位对其非常了解的人。蒂尔说服里德・霍夫曼担任董事，还挖来了戴维・萨克斯担任首席运营官。萨克斯曾经在蒂尔之后担任了几年的《斯坦福评论》的总编。

萨克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蒂尔从来不是一位过问细节的运营人员。但是他有一种技巧，能找出所有重大的战略问题，并且找准方向。”他回忆说，2000年3月，贝宝正在进行一轮1亿美元的融资。大多数人被互联网泡沫冲昏了头，坚持不发标，非要等待更加优惠的条件。萨克斯继续说道：“蒂尔催着大伙儿把这轮融资完成了。几天后市场崩溃，要是我们当时多等一周，公司就完了。”2002年，eBay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贝宝，蒂尔拿到了大约5,500万美元。他开始筹划自己的第二次创业，包括三个子计划：重开对冲基金，成为一位风险投资家，以及创办一家新的估值上10亿美元的公司。2003年，正当准备第二幕创业大戏之时，蒂尔遭遇了一件尴尬事。他告诉一些朋友和同事，自己是同性恋。消息迅速传开。蒂尔带着几分恼怒说：“在当今社会里，一些人仍然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重大也特别有趣的事情。”

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蒂尔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暴露了他早年某些著作的虚伪。在办《斯坦福评论》期间，他一直对“身份政治”持高度的怀疑态度。1995年，他和萨克斯出版了一本名叫《多元性谜团》（Diversity Myth）的书。他们在书中称，在校园里，“那些抱怨压迫的人通常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压迫。”书中有一段文字令人不安，他们为一位法律系的学生朋友辩护。这位学生在1992年到一位同性恋学生的宿舍外面高喊反同性恋的言论，以抗议校园演讲规定。事后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在私下里，这位法律系的学生都受到了近乎众口一词的斥责。两位作者认为，与他的冒犯相比，这样的斥责过当了。

《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在2011年向蒂尔问及此事，他说自己后悔这么写。他对《纽约客》说：“我对与身份有关的问题的思考远比他人更加细致。我考虑基友的感受，考虑黑人的感受，还会考虑女性的感受，这些感受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我认为，目前有一种夸大这种感受并且将它上纲上线的趋势。”

在我们的交谈中，蒂尔说在写那本书时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应该知道的。只是当时非常困惑，难以置信。”他说。现在，蒂尔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稳定男友，但是他不愿透露更多的细节。（纠结的往事已经形成了闭环，那位高唱反基论调的前法学院学生最近也承认了在与同性谈恋爱。他怎样看待1992年的那件事情呢？他对我说：“我可不往回看，那都是22年前的事情了。”）

蒂尔将他从贝宝赚到的钱中的1,000万美元投在对冲基金上，改名为Clarium Capital，再次开业。他说：“我们在Clarium发展出来的宏观经济大思维便是石油峰值理论。基本内容是全球的石油将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并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没有更多的石油，找不到更多的储量，也没有替代能源。”这也就是他的技术停滞论的第一次闪光。

在风险投资方面，他开始与霍夫曼一起搞天使投资。他俩投资社交网络新创企业，从2003年投资霍夫曼自己的领英开始，到2004年持股Facebook时达到巅峰。

同样是在2004年，蒂尔创立了一家新的新创企业―它的商业模式看上去太不靠谱，一开始没有吸引到任何的硅谷投资。除了蒂尔，它在初期唯一的创投人是一家叫做In-Q-Tel的非营利机构，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风险投资部门。

蒂尔解释说：“基本上，我认为贝宝用来打击欺诈的一些办法―欺诈一度对贝宝构成了重大威胁―都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打击恐怖主义。”他说，在“9・11”事件之后，“你看到类似于副总统切尼（Cheney）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我们要多些安全少些隐私，还是要少些安全多些隐私？而我担心的是，只要发生恐怖袭击，ACLU一定是输掉的那一方。”

蒂尔认为，这场辩论有被忽略的地方：谁都没有意识到，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在较少侵犯隐私的情况下加强安全。”

为此，蒂尔创办了Palantir公司，为政府情报机构提供数据挖掘服务（是的，很多人觉得一位自由主义者从事这样的项目，是令人吃惊的事）。他强调，这些服务能最大限度地做到不介入和可追溯。10年后，这个市场已经被证明比许多人预测的大得多，去年超过60%的营业收入来自于私营部门客户。经过最近一轮融资，Palantir的估值达到90亿美元。2005年，蒂尔创办了自己的风投机构Founders Fund。2006年，他又创立了蒂尔基金会，通过该基金会资助探索型的慈善项目。目前，基金会每年捐出1,3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

基金会的早期受益者是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他是极具争议的生物遗传学家、人工可忽略衰老策略组织研究基金会（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Research Foundation）的创始人。德・格雷正致力于开发一种能够延缓（或许可以无限期延缓）衰老的再生疗法。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德・格雷向我确认，他依然相信，第一位能活到1,000岁的人现在已经在世了。

蒂尔对抗衰老研究的支持，也许是他作为一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最极端的体现。按照蒂尔在《从0到1》书中的定义：明确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如果他计划并努力工作，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未来就会比现在更好”。蒂尔将这种人与“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进行对照，后者认为“未来会变好，但……他不确切地知道会如何变好，因此他不做任何的具体计划。”蒂尔痛恨后者的态度，他觉得这类人在美国是主流。

蒂尔的第二个“声名狼藉”的慈善项目是海上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2008年，他与别人联合创立了该研究所，旨在当前各国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外建立一座漂浮城市。然而，在我们的谈话中，蒂尔提到这个项目用的是过去时，他强调：“这件事做起来非常难，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文化上。”

而蒂尔最“臭名昭著”的慈善项目大概也就是他的“20位20岁以下企业家”了。该项目为18岁到20岁之间的天才学生提供10万美元，让他们创办自己的新创企业。这个项目赋予“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权力，但是同时彰显了蒂尔的观点：即我们正处于一个“教育泡沫”中，学校欺骗学生，使他们高估学位的实际价值，让他们背上不必要的债务。

该项目遭到了反对。TechCrunch称，前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它是“这十年中导向最错误的慈善事业”。Slate集团（Slate Group）的董事长雅克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写道：“蒂尔资助的学生们将有机会效法他们的资助者，在成年伊始即停止学习知识，一门心思放在尽可能快地发财上，以此回避帮助他人或单纯追求知识的可怕诱惑。”虽然存在这些争议，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小项目。安德森说：“蒂尔就是这样的人。学校里的人都吓坏了，好像听到了系统性教育的丧钟似的。一年才20个孩子，等一年有2万个孩子的时候再来找我谈吧。”

由于蒂尔作为一位公知的信誉部分建立在其财务成就带来的假定上，2008年金融危机威胁到了他所创造的一切。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不过他还是挺过来了。

他的对冲基金受到了沉重打击。Clarium原来一直很好地践行蒂尔的石油峰值理论，油价从2002年的40美元一桶一路攀升，到2008年年中，达到近140美元。在这段时间，基金随着所持股票的价格暴涨，基金的规模由1,000万美元膨胀到60亿美元，新投资者蜂拥来找他。

但是到了2009年2月，油价一度回落到几乎40美元。尽管蒂尔已经预见到了房地产泡沫，可还是低估了它。他承认：“我们没有完全相信依据我们的理论对形势的糟糕程度所做的预测。”

更糟的是，他反应过度，错过了反弹，从而导致Clarium在2009年和2010年严重跑输大盘。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出逃。如今，Clarium管理的资金大约是2亿美元，只来自于蒂尔和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几位铁杆投资者。相比之下，他的旗舰风投机构Founders Fund发展得顺风顺水。它管理的资金已经由其第一只基金在2005年封闭时的5,000万美元增长到了其第五只基金在今年3月封闭后至现在的20亿美元。据一位自2007年以来一直参与Founders Fund的资金管理的有限合伙人称，在所有同年期的风投基金（以基金封闭的那一年算）里，Founders Fund的业绩“可以排在前25%，甚至可能排在前10%。”年收益率在35%到45%之间。

蒂尔说，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他的事业，但是这也让人们更加接受他的“科技停滞论”。不过，他的假说只是多了几位接受者而已。曾经与蒂尔在牛津辩论过这个问题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写道：“现在，大多数顶尖大学的科学家同事对他们在纳米技术、神经科学、能源等前沿领域的项目特别兴奋。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

乍一看，蒂尔这本《从0到1》是在规劝企业家们从事变革性的创造，这与他“科技停滞理论”的悲观看法似乎是相违背的。然而，前者正是后者在背后推动的结果。蒂尔向我解释说，当人们谈及未来时，会一致认为全球化继续深化，发展中国家将会变得像发达国家。然而人们没有关注的是，眼下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技术突破正在形成，全球化会带来马尔萨斯式的黑暗现实。他评论说：“如果中国每人都有一辆高耗油汽车，油价就会是每加仑10美元，并且还会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但这只是开始，因为没有增长，政局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稳定终将导致全球冲突，冲突反过来会导致他在2007年的一篇杂文里所提到的“世纪灾难”―人类的彻底灭绝，原因或者是热核战争、生物污染、不受遏制的气候变化，或者是一连串竞相发威的末世劫难。

他带着特有的淡定与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所以，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产品？’”（财富中文网）

作者：Roger Parloff

译者：天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