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直播自杀”在朋友圈进行

一家之言微信中社交关系更为紧密，“直播自杀”被制止的概率就要大很多。微博作为一个超级广场，网民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从围观到行动还有一大段距离

一家之言

微信中社交关系更为紧密，“直播自杀”被制止的概率就要大很多。微博作为一个超级广场，网民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从围观到行动还有一大段距离。

很遗憾，在初冬的寒意里四川少年小曾的微博自杀直播，没有能够演变为警察破门而入、挽狂澜于既倒的温暖故事，他真的死了。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4年11月30日上午7点48分，一段疑似因网恋失败自杀的微博在网上疯传。微博发出后几个小时点击率就达到13万。网友们纷纷出力救援，劝其不要放弃生命。” 在网友的帮助下，信息被传达给了泸州警方，但警方和家属破门而入后，还是没能挽救这个19岁的生命。

网络围观“杀”了他？

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是网友的评论尤其是无情的劝死跟帖“杀”了他。小曾的朋友也说 “网友的无情评论，也是很致命的一击”。

的确，颇有些网民跟帖说“闹了半天又不死了”、“不行博主必须死”等等，谁看了都不会舒服。但我们看到，同时还是更多劝他好好活下来的跟帖。如果劝死的言论让他产生了不快甚至痛苦，那么劝生的言论所给予的温暖也足够消解它们了。

我认为这些情绪上的话并不适合作事实层面的过度解读。现实中人们也会说一些过激的话，作为情绪的发泄，绝大多数正常人说完也就浮云了。网络上更是如此，那些恶语相向、动辄约架的家伙，也没有几个真的会把“仇恨”带到现实中来，极个别人士硬着头皮赶赴约架现场，亦以不了了之的闹剧收场。

自杀作为一个社会问题，针对它的预防及干预工作，或许被我们严重地低估了。据世卫组织统计估算，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中国每年死于自杀的有25万人，而中国每年自杀未遂的人数更是高达200万。

学者称，自杀的动机有三大特征：冲动性、孤独性和矛盾性。从直播行为看，小曾渴望与外界交流，说明并未抱定必死之心，假如失恋后能得到充分的关爱和心理疏导，完全有可能走出阴影。很多人宁可上网与陌生人倾诉也不求助于亲友，因此普及、畅通心理治疗的渠道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国人还没有养成看心理医生的习惯，对心理疾病要么失察要么硬撑，这种状况必须被改变。

不同的平台，对人性的规驯不一样

目前，手机触屏成为最流行的社交界面，“屏对屏”的交流频次早已接近甚至高于“面对面”，这是一个“屏社交”的时代。微博、微信、QQ是目前最普遍的屏社交工具。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屏社交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情感生活。

首先，公与私的界线消失不见了。绝大部分自杀并不直播，死亡仍是一种隐私。而一旦上网，自杀这种私密的行为旋即成为一种公开活动，可被围观和干预。屏社交诱使我们放弃了一部分隐私，有更多的时间与大家同在，人类拒绝孤独、喜欢群居和分享的特征，有机会让彼此互相守望，过得更好。从自杀干预来说，愿意提前说出自杀行动，比起秘密自杀来，还是增加了干预的机会。

微博、QQ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人们完全放松了下来，情绪上容易产生两极分化，比如劝人别死和劝人去死。假如在微信朋友圈直播自杀，普通微友一定是一边倒地劝他好好活着，亲密微友就不会只是评论，他们会拿起手机打电话，甚至直接去探望解救。同样是网络围观，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所产生的情感互动大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公共舆论场，微博和微信会出现价值观的部分错位呢？本来，面对生命的抉择，无论网上网下，人们应该有起码的价值底线，而在微博上，人们的价值底线似乎更容易被洞穿，这固然与网络的解构和娱乐精神有关，但可善可恶的人性在不同的舆论场显然也会发生不同的走向。

网络舆论场的价值观受制于技术平台对人际交往结构的设定，比如，是全开放还是半开放，以及用户、平台自身对这种开放程度有没有更加细腻的调控权限――就像现实中的人际交往那样。不同的技术平台对人性的顺应与规驯也不一样，技术设定了屏社交里面人际交往的结构。由于现有的技术仍然只能简单模拟现实人际，所以对人的引导避免不了要发生偏差。

陶舜（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