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 “大重置”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地平线上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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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 “大重置”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地平线上升起...《李永: “大重置”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地平线上升起

作者介绍:李永,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贸易保护主义贯穿了美国大部分的历史

特朗普到处挥舞关税大棒,成了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极致代表,这背后是有历史背景的。

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保护关税是美国把英国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拉下来的重要因素。

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在1890曾经说过,美国在农业、矿业和制造业领先与所有其他国家是因为实行了29年的保护关税。

英国在退居“老二”前,一直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其他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德国,当时也是实施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到1930年通过并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达到高峰。

直到二战之后,美国才主张自由贸易,这是和美国当时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有关系,美国需要全球市场,利用自由贸易获得最大的利润。

为什么现在又退回来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碰到了中国。中国通过美国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获得了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同时分享了美国利用自由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并发展起来挑战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这点是特朗普回归到所谓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考量。

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变化与脱钩时间的维度

短期看,全球化格局变化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有关。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使美国经济被掏空,这是其在全球范围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第二是与经济全球化使参与国的经济地位变化有关。中国的崛起,收益于全球化,从速度和体量都直逼美国的领导者地位,美国必须回归到经济民族主义。

第三是与美国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不再对美国有利有关。这解释了美国对WTO施压、按照美国方式改革的初衷。

现在全球化的走向,我个人认为还掺杂着地缘政治因素,复杂的政治考量发挥的作用要超过全球化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的考量。

核心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的较量。也就是大家关注的“脱钩”问题。

疫情爆发,及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促使逆全球化思潮走得更远,增加了更多的“恐惧”元素,触发了短期重新整合供应链的冲动。核心也是围绕着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也就是与中国经济的“脱钩”。

如果美国在推动另一个版本的多边体系的话,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这种脱钩冲动从短期上来说,是由于政治上的驱动,以及疫情的影响。疫情其实使各国的治理制度,尤其经济治理,暴露出很多问题。

南开大学有一位老师说要准备好没有美国的多边体系。那面临美国推动下的“脱钩”操作,我们是不是也要准备好应对“去中国化”的新一轮多边体系?

回头再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里扮演的角色时,所谓的国家安全、制度差异、贸易不公平等等,都会变成短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发生变化、发生扭曲的驱动力。

有两个可能发生的转变,一是出于政治因素考量的供应链回归,这是美国主导的“脱钩”的主要动力。

二是寻求供应链稳定性的多元化配置,一方面向区域价值链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在“去中国化”的框架下减少供应链的不稳定性,考虑供应链的弹性。但由于中国市场的引力,实际实施中也面临选择困境。

从长期看,究竟这种脱钩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

我个人觉得科技进步也蕴育着着改变经济全球化格局的趋势,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的应用,正在改变着人类的需求和供给关系,进而重构技术分布关系,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关系,全球化格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如果长远来看各国能够回归到政治理性,技术角度的进步能够良性推动或者重塑全球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关系。但长期地缘政治关系的互动和演化,可能会对新的全球化格局产生扭曲。

逆全球化催生新的经济理论和新的全球化话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认为,减税、自由化、金融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可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并增加每个人的福祉,这些经济理论框架是错误的。

他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对“只要发展经济,每个人就会受益”这样最基础的经济逻辑关系提出质疑。进而质疑全球化本身会促进经济增长,每个人都能得好处的推论。

他把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降作为质疑的现象依据,认为全球化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是治理全球化的规则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制定。我们需要重写全球化规则,例如全球贸易的规则,使之有利于公民。

斯蒂格利兹也在挑战萨缪尔森的一些定理,他认为有一些定理使用了简单化的模型。我在大学学习经济学,就是萨缪尔森的课本,记得有这样一个原理,市场追求效率就可能牺牲公平,要获得公平就可能牺牲效率,其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悖论。想把两者平衡好,这恐怕不是很好地能够在现实中实现。

所以,在全球化没有给美国创造最大化利益时,他要做理论反思。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似乎在为全球化寻找新的药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也有类似分析和回应,感觉经济学界在重构经济理论作为新的经济政策依据。

美国金融投资界预言全球经济“大重置”

有一位著名投资分析家,叫约翰·摩尔丁。他几年前提出全球要经历“大重置”(Great Reset),进入“大变革时代”(Age of Transformation)。我觉得是他是很有远见的。

2019年1月份约翰·摩尔丁写了一篇文章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问题,当然没有预测到疫情。

他的观点是,过去能够实现经济业绩的东西在未来是不可能复制的,因此如今的整个全球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全球化完全都没有意义了。

从现在经济治理和操作的方式上,包括银行,包括现代货币理论MMT,他认为都走到了尽头,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是依赖历史先例进行投资规划超级困难的时代(an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period for those relying on historical precedent )”。

他甚至引用了英国一位统计学家的一句话:所有的统计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是有一些还是有用的。他说我改一改,所有的历史模型都是错的,有一些可能会是有用的。他认为未来的全球化也好,或者世界经济格局也好,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他也关注到地缘政治上的变化,他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对于市场的影响有短期意义,但在长期却是使经济不断向“半自由、半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的驱动因素。他还认为中美热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看完这个以后有个感受。虽然我们在研究中美可能进入新的冷战,但对热战的可能性,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不会发生。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采取的方式就是要制造与中国的对抗(最好自己不参加,靠周边和中国不好的邻居,或者靠国内的反动力量)。美国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在背后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这些代理人与中国发生武力摩擦。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要思考,如果热战一旦发生,哪怕是小规模的。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的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假如这种事情发生过后,如何恢复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等。

投资界的分析和判断,或许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全球化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大重置”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地平线上升起

6月3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了一个会,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明年1月份世界经济论坛将会继续召开。但同时也把“大重置”正式提到议事日程当中来,作为下一届论坛的主题(作者注:国内报道把“Great Reset”译成“世界的复兴”)。

“大重置”的核心要义是:政策目标不是增加财富的再分配,而是要全面“翻新”(overhaul)世界现有的结构和制度。基础视角是不要关注通过税收财富再分配,而是要寻求公平。

“大重置”从学术讨论、到业界的现实考量,再到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层面的全球议题,反映了世界对全球化的反思和检讨。

虽然未来全球化能否“大重置”仍然是个未知数,但“大重置”的思潮将会对全球经济、各国经济政策以及国与国间的经济互动产生变革式的影响。

克劳斯·施瓦布认为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大重置”创造了机会。

有几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老旧体系不能够包容不同立场人的观点,老旧的体系引发了环境的破坏,没有持续性,不合时宜,需要重新考虑以民众幸福为中心的经济。

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的表述已不再恰当,货币宽松导致资金充斥,资本的意义降低,如今带来推动创新创业者精神和人才反而是有希望的。施瓦布引入了talentism这个词(人才主义)。

我不知道“人才主义”放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未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构架里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包括我前面提到的专家(斯蒂格利茨、摩尔丁)分析,他们都认为公司所主导的经济政策和全球追求利润,可能会发生根本变化。

施瓦布还提出来政府要重视ESG(环境、社会、治理)。

ESG作为绿色投资和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已经存在有一段时间了,2019年就有人预测ESG将成为2020年的主流话题。这让我想起1994年我在北京组织的中国第一次“企业负责任的关怀”(Responsible Care)研讨会,当时跨国公司提出化工企业应该负责任地进行化工生产,逐渐成为化工企业的行为准则。

到2007年、2008年欧盟推出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包括最近欧盟非常强调气候变化的问题,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骗局,但是未来的“大重置”也许会回归到气候问题以及ESG这上来。

也就是说,未来的全球经济化的价值链关系、产业链关系、供应链关系可能会在新的全球共识和企业道德高点上重构,会形成新的行为准则和标准,这会对中国的产业提出新的要求,形成一种压力和重构驱动力。

ESG的另外一个制高点叫做可持续性。不仅是说环境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对教育、对社会公平的可持续问题,政治的可持续性、商业的可持续性。

这个“大重置”议题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关注,IMF总裁也参加了,参加的还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及跨国公司的CEO、非赢利组织、商界、学界、劳工组织等。

“大重置”是个新的动向,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些新的动态,研究中国应该做的是什么来回应新的趋势变化和要求,包括中国的主张。仅仅开放行不行?我们要考虑在制度上和机制上中国和世界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除了需要一些比较明确的姿态,表达中国对全球化的政治上的善意,民心上的善意,商业环境上的善意,同时还要围绕这些新的角度,营造更具有亲和力的营商环境,包括制度环境,作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文字编辑:许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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