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丨宋海峰：红军“洋教头”李德

夜雨丨宋海峰：红军“洋教头”李德

红军“洋教头”李德

宋海峰

春暖花开时节，我又一次来到有着共和国摇篮之誉的红都——江西瑞金。

前几年，因采写中央苏区的红色故事，我数次到过瑞金。有不少革命先辈的故事，已写进了我的红色文学里。此次重访红都，是来采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为什么会有长征？长征何以柳暗花明，成为新局面开始一文的。

在瑞金的那几天里，我一头扎进史料，沉入其中，在历史文献里爬梳，梳理脉络，历史的逻辑渐渐清晰，要探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踏上悲壮的长征路程的深层次原委，李德是个无法回避的人物。

党史资料记载，李德不仅亲历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全过程，而且是长征的重要决策者和初期主要指挥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曾这样评价，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推行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指挥，险些毁掉了中国革命。

我来到位于瑞金城郊沙洲坝镇的李德故居，触摸历史的纹理，感知历史的脉动。

当地人说，当年这里是一大片稻田，因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独立房子”是一栋“四线三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3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军用地图，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

“独立房子”厅堂的墙壁上，醒目地写着李德简历，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Braun），笔名华夫，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他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李德究竟为何来到中国？他真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

历史上很多事情的由头，是由极大的偶然性串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所讲，历史的必然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向前演进。

沿着历史的长河回溯，1931年夏天，为营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兼苏军总参谋部远东局谍报人员牛兰。牛兰夫妇，苏军总参谋部选派了两位德共党员前往上海，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其中一位就是在苏军总参谋部工作的奥托·布劳恩。

回溯过往岁月，因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准备撒到中央苏区去。博古动身之前希望奥托·布劳恩一起去，并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负责人阿瑟·尤尔特一道，连续向共产国际发了几封电报请示。

博古缘何要选择奥托·布劳恩去中央苏区？在延安整风期间，博古作了深刻反省，在我看来，李德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是一个懂军事的内行，又同是留苏学生，在莫斯科曾相识，这是军事顾问的最佳人选，可以辅助自己开展军事工作。

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写道，共产国际在正式答复中明确规定：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言之，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只有建议权；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而只受命于中共中央。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这位在瑞金出现的第一位外宾就是奥托·布劳恩。

一份记忆一直镌刻在原解放军副总长伍修权的脑海里，在奥托·布劳恩到达中央苏区后一个晚上，博古就在欢迎他的会议上说：同志们，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

由于博古先声夺人，加之广大党员干部不明真相且出于对国际人士的尊重，奥托·布劳恩遂以李德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成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的军事顾问，并列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会议，参与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与制定，特别是对战争、战役和战术，负有领导和监管的重任。

许多年来，一个问题让很多人疑惑：一向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的博古这回却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给李德授予尚方宝剑，让他成为直接指挥红军的“太上皇”？

一份份史料、一位位革命先辈的客观分析，就是一把把钥匙，开启了去探寻、去追问历史逻辑的大门，博古除了自己不懂军事、必须倚重李德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人“左”倾思想基础有着一致性，对中国革命实践缺乏正确的认识，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从而为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合适气候和土壤。

几年后延安整风，博古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应受党的处分。”

有历史学家提出三种历史时间——“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应对着历史中的“结构”“局势”和“事件”。“事件”是“尘埃”，而“结构”才是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独立房子”见证，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李德“创造”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把书本、理论和外国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胜利的经验或理论当教条，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正因此，李德全面否定毛泽东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实行“两个拳头打人”，采取“分离作战”的方针，与敌军硬碰硬决战；失利后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独立房子”见证，毛泽东曾五进“独立房子”，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精辟的分析，向李德提出退敌之策，遭遇恰如当年的辛弃疾：“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随着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的电报发往红军各军团，中央苏区“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场景从此不再。

历次反“围剿”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十仗九输，蒙受重大伤亡；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浒湾战斗伤亡重大，德胜关伤亡重大，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红五、红七军团辗转寻战于敌堡垒和主力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

多年后，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4月中旬，敌军集中了11个师分两路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根据地的大门。彭德怀再三向李德、博古陈明利害，认为广昌不能固守，否则红一、三军团将全军覆灭。

但李德却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口号下，命令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九个师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打法”死守广昌，同敌决战。

广昌是中央苏区北大门。由李德直接指挥的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打的十分惨烈。3万红军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对峙，筑堡挖壕，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苦战，红军死伤惨重。

多年后，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对这次惨败之战还记忆犹新，痛心疾首，红三军团一个整营，因工事被敌炮轰毁，全部牺牲。广昌保卫战持续18天，虽给予敌人以重创，但自身伤亡人数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广昌之战后，素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元帅，当面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呀”！

站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刻度，我油然而生阵阵的心灵痛楚：李德在“独立房子”内“图上作业”，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凝神观望墙壁上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历史的时空里传来了原解放军副总长伍修权的回忆，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而李德在地图上，连一个碉堡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该立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旦战斗失利，李德对红军指挥员动辄处分，甚至于要开刀问斩。

当黎川丢失、收复黎川的战斗也遭受失败后，刚愎自用的李德，不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反而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前线指挥员——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头上，坚决主张杀掉肖劲光······只是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肖劲光才“保”住了命。

善治军者，善于谋势；决胜负者，长于布局。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刘伯承元帅多次向李德提出，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策略，否则会成为千古罪人。但李德不但不接受，反而撤销了他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5军团参谋长。

同样也曾担任李德翻译的王智涛回忆，广昌战役失利后，前线的战局每况愈下，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

红色政权危在旦夕。

军事战略学告诉人们，不被“泰山崩于前”慑神障目，不被“糜鹿兴于左”乱意分心，为将者才能获得一种持久定力。然而，此时的博古、李德被敌军气势汹汹所吓倒，惊慌失措地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记得清楚，长征之初，博古、李德只想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红军最初的行动被称作“西征”，并带走了苏区的“坛坛罐罐”。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

遥望历史长河，长征最初三个月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折损过半，濒于覆灭的边缘。

“未曾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用这句话表达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深切而沉痛的思考。

“天欲堕，赖以挂期间”。红军将士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时更怀念毛泽东。湘江的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震撼，大家开始思考：仗还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要这样走下去吗？

历史会记住每一朵翻腾的浪花，会记住每一条血性的江河，会记住他们曾经怎样在呐喊中奔流向前。

循着时间脉络，我在时空的隧道里清晰地感知，在国民党军张网以待、“请君入瓮”的紧急形势下，毛泽东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度责任感挺身而出，极力制止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主张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

马克思曾幽默地说，“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的激烈斗争，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红军前进方向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清代叶燮在《原诗》中写道：“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咏也。”

“自我始”的开创性、独创性、首创性，是我们党终于从幼年期走向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从建党到开国，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博古、李德被撒销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扔掉了“洋拐杖”。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开端，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

独立自主成就胜利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一路斩关夺隘，彻底粉碎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

据《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记载，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李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李德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黄昏时分，我来到有着“长征第一山”之誉的云石山，驻足在毛泽东故居里，一代伟人后来的精辟之言在我耳边低吟：“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没有先生、自己读书写字”，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此后的14年，中国革命昂首阔步，走向胜利。

灿烂的晚霞下，面对红都蜿蜒的群山，我的思绪在历史和现实中激荡，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的党情国情不同于他国，如果把别人奉为“教师爷”，或者简单套用他人的经验做法，就不可能有今天自立自强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有百年大党的辉煌成就。

此时此刻，我由衷地感叹，是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只有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们所开创并矢志推进的伟大事业，必将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时光是忠实的见证者，也是伟大的书写者。

（作者为《江西日报》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