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警惕网络红包腐败 红包无上限或成送钱工具

据新华社电　羊年春节全民抢红包的热度令人咋舌。与传统的发红包相比，网络红包从“配菜”华丽变身“主菜”

据新华社电　羊年春节全民抢红包的热度令人咋舌。与传统的发红包相比，网络红包从“配菜”华丽变身“主菜”。但热闹过后，小小红包背后却有着是否逃税、有无腐败等诸多期待回答的问题。

去年，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这又对网络红包带来何种影响？

网络红包收钱无上限？

据统计，从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微信抢红包活动，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抢了4至5个红包。此外，还有众多电商、金融机构等加入红包大军。据估算，2015年各大互联网企业共撒出超过100亿元的红包。

网络红包发钱上下限是多少？

以微信“红包”为例，除普通红包和手气群红包，还分结婚、生日、乔迁、添丁等特定红包。普通红包单个金额上限200元，最低是0 .01元；手气群红包一次最多可以发送100个，单日限额8000元，单笔限额2000元。而特定红包每次只能发给一个人，单个金额最高为1000元，三个月内只能发给同一个好友一个特定红包。

一个人最多能收多少呢？记者多方求解，各方都含糊说不清楚。互联网企业几乎没有规定提收红包上限的问题。支付宝客服告诉记者，红包的收取次数和金额都没有上限，只要是发来拆开都是自己的。

多位专家指出“理论上收红包没有上限。”

是否会助长腐败风险？

收发红包如此自如？小小红包会不会成为输送利益的工具？

2014年9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就曾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江西、沈阳、教育部等陆续下文，称将重点查处利用“微信红包”行贿受贿的行为。

“网络红包和传统红包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种支付方式也可能会成为利益寻租平台，点对点红包尽管单次金额有上限，但不排除把发卡送礼变成网络红包，取代传统红包。”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说。

专家们指出，发放、接受红包在互联网技术上虽有迹可查，但发红包的目的却难以把控。技术本身无法辨别忠奸善恶，切莫让“有心人”钻了漏洞。

“网络红包的发出人，其初衷与目的，不排除会涉及一些企图规避法律的经济往来、贿赂问题，这都需要从制度、法律上严密相关规定。”上海大学法学院李俊峰博士指出，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科技优势，让非法利益输送无所遁形。

谁来监管网络红包？

网络红包涉及税收、金融、行贿受贿、网络诈骗等多个问题，牵涉面广，隐患点多，但专家指出，网络红包有人抢，却无人管。这些互联网金融引发的新问题，如今既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监管部门也出现缺位，造成很多现实的困惑。

比如，由于网络红包的规则由运营商自行制定，监管方面存在不少盲点，“哪一个金融管理机构负责监督并没有明确指向”。不少红包产品没有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用户的支付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尚存疑。一些互联网支付平台还有无牌照经营的政策风险，甚至会存在反洗钱风险，对金融秩序和用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挑战。

洪涛呼吁“红包”应该成为网络监管的重要内容，备案制度应被提上日程。企业行为的大规模网络红包，如果数额巨大，如超过1亿元、参与超过1亿人次，发放主体企业和法人组织应到属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以接受相应的管理。发放主体、金额、规则、受众对象都应该明确，并进行相应公示。

“当务之急是组织民商法、金融法、刑法专家跨界对话，进行探讨研究”，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薛夷风认为，网络红包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身份，进而要对运营商、收发人、金额限制、监管责任等进行详细的界定。政府主管机关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做好监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