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标会"或为下一个民间集资监管的重灾区？

詹佳骏在法官确认被告人身份时，站在受审席上的邵海容身份信息异常简单：50多岁，初中学历、没有工作，来自温州洞头的农村，案发前不知“金融”为何物。根据检方指控，邵海容仅用9个月时间就吸收了167万元的公众存款

詹佳骏

在法官确认被告人身份时，站在受审席上的邵海容身份信息异常简单：50多岁，初中学历、没有工作，来自温州洞头的农村，案发前不知“金融”为何物。

根据检方指控，邵海容仅用9个月时间就吸收了167万元的公众存款。在该案的背后，可能隐藏了温州民间金融的乱象。这一现象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或将引发更多的监管难题。

“标会”：古老的金融互助

2014年5月的一天，邵海容的家中，10多人围坐在一张方桌的四周。在桌子的中间摆放着一把圆底的汤勺，十几个人将手里标书放到桌上，只听邵海容一声“开标”，随即就转动汤勺，勺柄停止转动时所指向的对象，就可以出价。各会员通过“竞标”争取每一次的会款。这样的场景，当地百姓称之为“标会”。

“标会”是起源于民间的一种古老的金融互助行为，曾广泛存在于浙、闽、粤等地区。在古代，同一地域有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所以往往有红白喜事，哪家人需要用钱，就会以个人名誉作为信用担保，在宗族之内成立“互助会”。会主得到一笔来自各个会员缴纳的会款，并在未来的互助运转中分期偿还。

随着社会的变迁，“互助会”渐渐演变成了“标会”，而它的形式有点类似于“轮转基金”。

按照标会的运转模式，各会员通过“竞标”争取每一次的会款。竞得会款后，该会员被称为“死会会员”，未来无权再竞标，但仍需按照约定每月支付全额会款，而其他的会员被称为“活会会员”，可继续参与竞标，每次支付的会款，为全额会款减去当期竞标成功者的所“出价”的标金。

在洞头县，许多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把“标会”当作天上掉下来的“金饭碗”，有的人甚至每月只用1000元的养老金，次月就可以连本带利还回3000元。

它的高额利息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以小博大的“游戏”

一位陈姓女会主告诉记者具体的参会方式，以她所持有的标会为例，一个50名会员的“标会”，以人均一次性1000元的“会费”，当月一共缴纳5万元。作为“会主”的陈女士分50期，以每期1000元偿还给“会员”。

这种操作手法看上去平庸无常，如果不计算其中利息的话，不增加，也不减少任何价值。但是，“标会”引入了“竞标”机制。

根据这一“机制”，假设之后第一期标会由某一会员以600元竞标获得，则其他会员需支付给该会员400元，“中标”的会员也被称为“死会会员”，其他人称为“活会会员”。“死会会员”要每月支付会主1000元。

通过计算不难得出，“中标”的会员当时得到的会款是2.06万元，包括了会主缴付的满额1000元及其他49名“活会会员”的每人400元。

之后，“死会会员”还要再支付49期的满额会款，即4.9万元，在参与期间得到了2.06万元，实际上却要付4.9万元。计算中可以发现，“死会会员”实际承担了近3万元的费用，这笔费用叫作“会息”。

倘若这场“游戏”中有人一直是“活会会员”呢？

如果“活会会员”从未竞标，即一直处于活会的状态，每次标会都是被各会员以600元竞标获取，那么50个月下来，“活会会员”只支出了49次的活会会款和一次缴纳给会主的会款1000元，也就是2.06万元。假设其他会员均已成为“死会会员”，该“活会会员”最后50个月的收益可以达到近3万元。计算其平均成本，“活会会员”每月只需投入约400元。

谁都想当这个“活会会员”。那么即便对“死会会员”而言，为何敢于承担如此巨大的会息呢？原因在于，他可以提前支取一些“出价”的资金，进而可以有资本加以“运作”。

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很少有“死会会员”将这些资金投资到实业中，反而参与到利息更高的“标会”之中，期许未来获得更大的财产收益。

洞头县金融办主任吕建伟告诉记者，这种模式被称为“以会养会”，相当于一种轮转基金，参与者每个月需要支出，那问题来了，万一资金链断了怎么办？

然而，高额的利息诱惑让这种方式得以延续。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法学院教授许多奇表示：“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从低息互助筹资走向高利贷的情况屡见不鲜。当高额利息无法得到回报时，就会发生卷款潜逃的‘跑会’、‘倒会’事件，甚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潜藏的风险：崩盘的“倒会”

“标会”看似有条不紊地运行着，盘子也越做越大。一场即将波及当地的金融风波，正在悄悄地到来。

当标会中的会员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资金来偿还“会息”时，或者当大量的资金被会主、会员拿去进行日常消费，如购车、买房时，以及大量的标会资金被挪作他用、无法兑现时，标会就会走入绝境，最终的结果只有“崩盘”。

记者在洞头县调查了解到，1000元的标会在当地属于较小规模的标会。当地目前普遍存在万元会，10万元会，甚至百万规模的标会。

检方指控称，邵海容在2010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组织标会11个，吸收公众存款97万元。

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邵海容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便利用9个月的时间吸收公众存款将近167万元，其最终锒铛入狱。

在法院今年5月28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中，邵海容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而获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退赔违法所得共计220万余元，并返还给多名被害人。

六亿民间资本参与“标会”

当地金融管理部门认为，老百姓之所以对“标会”趋之若鹜，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百姓对投资收益有较大的期待，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尚在建设阶段，服务面不够广泛，无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理财产品。标会高额的利息承兑必然能吸引大批投资者的参与。

据洞头县官方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县城区内有近6000户居民参与了当地的标会，这一数字已经超过当地城区居民总户数的1/3。

同时，很多人手中同时掌控数十个标会。这些投资者大多数是一些没有多少金融知识，没有较高收入来源，没有其他投资渠道、却对收益抱有期待的中老年妇女。

许多奇教授指出：“通过各地的案件汇总，纵观过去民间标会倒会的历史，‘以会养会’这种金钱游戏不仅把标会越做越大、越推越高，倒会风险也日益增大，而且也使参会者的还款压力越来越大，资金链越绷越紧，这链条就会随时断裂，风险极大。”

当地一位从事“民间融资形势”分析的人士叶先生这样告诉记者，通过他数个月来对洞头民间标会参与人员的会单统计的结果来看，这一次洞头的金融风波涉及的资金规模较为庞大，根据官方目前不完全统计结果，仅洞头参与“标会”的民间资本规模已达6个亿。

但多名接受采访的会主表示，实际的规模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然而，为什么“标会”每次“倒会”都会给参与者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却又屡禁不止？

采访中，洞头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叶明铁告诉记者：“由于区域实体经济融资难，加上高利率诱惑等因素，就自然催生了各种民间的高息借贷形式。从2012年开始，政府部门就对‘标会’进行了调研，也通过各种场合发布了警示，但是这类民间金融行为往往监管难度比较大。”

互联网“标会”挑战监管

事实上，类似的标会引发的金融风波，在闽浙一带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福建泉州市石狮县也出现了“倒会”，并且标会的规模也将近亿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几乎年年都有出现，并且规模和参与人数一直呈增长的趋势。

譬如波及洞头县的金融风波中，类似陈女士这样的出险并波及的人员有数千人，而这些出现民间标会的地区往往在地理环境上属于山区或者海岛。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人们渴望致富，却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使得人们与创办实业的愿望背离。

然而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目前并没有有效的管理手段。从以往多次的各地风波处置来看，面对频繁出现的标会风波，政府通常只能做到对出险后的集资人全力追责，至于那些受损的对象，他们的损失往往都无法追回或者只能追回很少的一部分。

此案中，洞头县委、县政府还是给予了应对，并出台了《洞头县民间金融自行清算指导意见》，通过大量的排查摸底、登记接访、调解化解、专案核查、登记清算、打击非法、资产追查、信息发布和慰问安抚等各项工作。

在邵海容一案中，该县相关人员试图通过宽严相济的原则，将债务的清偿比例作为刑罚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主动清偿债务，并取得债权人谅解的人员，减轻或从轻处罚，最终达到对债务人的威慑作用。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标会网站”在当地应运而生，今后的“标会”或许会打破地域的局限，这会给监管增加更大的难度。

该县的相关人员也表示了这层忧虑，“网上可不论你是在海岛当会主，还是在山区入会，总之表盘都可以用软件来代替了。”

“要是真的有这么一天，老百姓参与标会的热情不减，我们管也没法管。”该人员忧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