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联手打造中国“社创硅谷”

撰文 / 李可欣过去六年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蓬勃发展。但其中鲜有能够真正实现规模化的企业，而最大的瓶颈问题就在于人才

撰文 / 李可欣

过去六年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蓬勃发展。但其中鲜有能够真正实现规模化的企业，而最大的瓶颈问题就在于人才。除了极富热情的公益组织领袖们，许多青年人、商业人士甚至成功的企业家也越来越多的想要投身社会创新大潮。他们需要支持，以将自身知识和才干转化到社会企业的事业中，论证自己的创业想法，并且接触和吸纳社会投资资源。

受启发与助力于英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的发展生态与方式、英国Bethnal Green风险基金（后简称BGV）的孵化器模式，徐永光、育公益创投联合创始人张红岩等九位社会投资人共同提出了“社创硅谷”这一孵化概念。一个月前“社创硅谷”的实体首先落地清华大学，成立“清华x-lab・社创硅谷”，并致力于培养富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创意创新创业人才。

文化生态助力科技创新

“清华x-lab・社创硅谷”试图通过开展早期孵化和公益创投，实现跨界合作；通过整合高校内外的资源，提供商业模式和社会价值实现的融合方式和路径，并最终为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的发展注入强有力的动力。

谈及建构“社创硅谷”的出发点，徐永光说：“拜访BGV的时候，我们兴奋的是一种创新的文化，它的投资模式更像是超级的天使投资，不仅仅发现好的创意，去投资、同时少量入股，更重要的是陪伴项目的成长。三个月内针对不同项目的自身情况分析，进行密集的导师培训，缺什么补什么。培训后，BGV的后续发展也让人振奋――前期BGV投入了几十万英镑，但首轮融资就已超过1000万，发展态势非常好。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一种东西，”徐永光进一步阐明，“首先，它是一种文化，孵化器的团队由精英组建，他们能够整合资源，包括政府、基金会、民间资本等等，同时他们自己也会有小额的股份投入其中。其次，它构建了一种生态，把各种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资源对接起来，创造一种循环发展的社创生态。”

人才的孵化器在中国不论商业领域或是社群领域，都并非新的概念。但“社创硅谷”的九位发起人认为：最核心的差异是氛围。比如在BGV，每周五会组织创业人的工作坊。在创业过程中，诸多问题的产生实际是个性化的，当答案无法依赖孵化平台提供的时候，创业人之间的互动则可能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社创硅谷”的牵头人张红岩告诉记者:“这样的创业氛围，社区领域是特别需要的。中国有资源、场地，甚至非常好的导师和培训，但是氛围的营造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会更加不容易生长出来。而我们希望‘社创硅谷’提供的不仅仅是资源，更是提供一种文化氛围。”

同时，徐永光与另8位联合发起人也试图沿袭BGV的路径，着力于科技领域的社会企业、社会创新，他们认定科技领域尤其移动互联网的社会创新在中国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发现一个社会问题，并借助移动互联网这个工具，哪怕是解决一个很小的社会问题，它也可以做到很大规模。”徐永光阐释道，“去年出现的‘淡蓝’网站，它对准的是同性恋群体，提供正面的服务与社会传播。其估值为18亿元人民币，并拿到了风险投资。淡蓝就是对准某一个点，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利用中国巨大的移动互联网人口和人群需求，做到了规模化。我们希望将BGV的这个模式借鉴到中国，并且借此搭建一个新的平台，将英国社会企业的成功模式引入中国。就如同有一个特许经营的中心，把一些优秀的社会企业品牌引进中国复制，在中国规模化，这也是让我们很有想象力的一件事。”

当科技互联网技术能够作为项目核心的技术平台，那么它必将可以承载更多人的梦想。“社创硅谷”也将在这一点上高度聚焦，在社会企业的孵化过程中给予项目技术上更多的引导和倾斜。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让社会企业能够更快速的规模化。

社会企业家“人才无界”

BGV给予张红岩的第一个启示便是“人才无界”。目前的社会企业家，张红岩分析，分为三类：来自传统NGO的转型者，青年创业者，二次创业的商业精英。通过多年的社会投资积累，张红岩试图分析做“社创硅谷”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为回答这个问题，张红岩在三类人才中共挑选了20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社会企业家予以采访分析。他发现三类人才分别呈现出三种特质，张红岩逐一剖析了针对三类社会企业家，孵化器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NGO转型者来说，他们有相当的热情，但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技能转移，甚至是理念层面的转移――从运行NGO转向运行小的企业。运行企业是没有任何后路可退的；但做NGO还可以依赖于政府和捐款，有退路可寻。两种完全不同的运作思路的转移，需要长时间的手把手帮扶。

“而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也面临着类似问题，他们有非常强的热情、活力和创造性，但是在落地的过程中面临的诱惑太多。开始时，他们可能想解决某一类社会问题；但是做的过程中，会面临盈利的诱惑、转型的诱惑。这个过程中的把控，如何做成他的精神导师，这也对孵化器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商业精英的创业首先面临的也是理念的转变，如何界定他所做的事业是否是社会企业？还是说在商业企业盈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了社会效益，就把它变成了所谓的社会企业？二者之间差别在于做开始时期的初心是什么。这里面需要很多社会企业的理念传输，以及说服他和社会投资人合作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只需要一两百万的人民币，而不是其他投资者的更多资金投入。个中原因是概念的传输，对于孵化器同样也是新的挑战。”

基于这样的思考，张红岩认为，社会企业家的三类人才都需要落地的孵化器陪伴型扶持，及社会投资的介入。“社创硅谷”的定位在于帮助一个社会企业家完成从0到1的转变，促成其形成一个实体。同时，打破人才的边界，更着眼于团队的能力与领导者的信心，通过平台为期3个月12周的培训，提供“社创硅谷”的前种子期小额资金，以帮扶项目扎实上马。

“社创硅谷”致力于培养富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创意创新创业人才，那么如何界定选人的标准，成为了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育公益创投在多年的孵化与投资经验中，也为“社创硅谷”的人才选拔奠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张红岩介绍，较为成功的社会企业模式，其关键要素有三：其一，进入市场的时间点，既不能早也不能晚；项目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到底适合做NGO，还是适合做社会企业，在张红岩认为，社会企业是把金钥匙，但它并非万能，如果NGO的模式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实则无需向社会企业转型。第三，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包括了创始人的驱动力，什么事情驱动其做社会企业，而非商业或者NGO；创始人作为领导者，他的思想是否开明；以及他的愿景下担负的使命、计划与实现路径。这是育公益认为比较成功的社会企业家所具备的特质。

“社创硅谷”在行动

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办非营利性机构转型，为社会投资开闸，中央十部委连续下发了十余文件，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开了扇新窗。

在社会企业的支持行业中，如果将投资人与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定义为上游，下游是社会企业家、NGO领袖，那么中游就是为上游和下游提供服务的机构与人群，他们提供着筹款、品牌推广、整合战略策划等服务功能。在张红岩看来，中游的未来市场潜力巨大，它能够很大程度地激活行业的上游与下游。

在东南亚地区做社会企业的分析扫描时，张红岩发现，东南亚社会企业最活跃的两个国家分别是韩国和泰国。两个国家或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去主导事情的发展，或有一个非常活跃的中游来提供帮助，输出他们的技能，同时联动上下游。张红岩认为，这两个都是必要的条件。在当今中国，政策已然开始发力，中游的快速崛起将能够成为其就业前景与激活市场的催化剂。

而另一方面，耐心资本同样是“社创硅谷”的重要投入。对于早期的社会企业，张红岩认为，需要不急功近利，不给予社会企业家过高的要求，“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马上形成规模化的企业，而是在早期和企业共同成长的孵化器，协同完成从0到1的转变。”

“社创硅谷”的理念与愿景对于九位发起人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行动力。如同其对社会企业的要求――不止于纸上谈兵，更需要落地筹措试点，用结果来说明。同样，行动力也涉及到社会投资人甚至是政府的层面。做出实例，无论结果成功与否，但在实践中呈现其愿景中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模式。

“x-lab・社创硅谷”从2014年11月开始，6个月内筹措启动。在未来12个月，发起人们制定的目标清晰简明：筛选200个项目进入学习；选出30个项目进行孵化，并开展下一轮投资；投资目标拟定为1000万元人民币。(编辑 李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