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健身房卷土重来，这一次它们能留下来么？

（原标题：互联网健身房卷土重来，这一次它们能留下来么？） 周韶宏这不再是滴滴式的“颠覆”入行刚两年，刘孝葳正在等待入职第四份工作――乐刻的兼职健身教练。这家自称是“运动健身服务O2O平台”的公司，是刘孝葳经历的第三个互联网健身服务

（原标题：互联网健身房卷土重来，这一次它们能留下来么？）

周韶宏

这不再是滴滴式的“颠覆”

入行刚两年，刘孝葳正在等待入职第四份工作――乐刻的兼职健身教练。这家自称是“运动健身服务O2O平台”的公司，是刘孝葳经历的第三个互联网健身服务。

2015年，结束三年的武术训练，刘孝葳在一所培训机构完成三个月的学习班，拿到“北京市健美协会高级私人教练”证书，应聘进入一家位于北京CBD的私教工作室，开始作为健身教练的职业生涯。

那一年，类似的“健身工作室”在北京越来越多。和动辄2000 平方米、塞满跑步机、椭圆机、杠铃等器械的大型连锁健身房不同，刘孝葳供职的工作室面积数百平米，只提供私人教练课程。

他的课以300 元的单价出售，60 分钟一课时。但如果用一个叫“燃健身”的 App 预约，用户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就能购买。健身房和教练不会损失毫厘，少了的钱由互联网公司补贴。

2015 年上半年，互联网公司开始进入健身行业，打出“颠覆年卡”的口号。当时最活跃的是全城热炼、小熊快跑和燃健身，三家公司半年的融资总额超过亿元。他们和各类健身房合作，用户每个月只需要付 99 元，就能无限次在他们合作的场馆中随意进出。

但刘孝葳不需要对这些关心太多，互联网公司需要说服的是健身房老板。他告诉《好奇心日报》，当时主要压力来自销售业绩，“每月要上够 30 节课才有提成”。以及公司要求课程之余派发传单，刘孝葳觉得这事“挂不住面子”。

自始至终，刘孝葳和燃健身这家公司没有产生接触。其他几家“互联网健身服务”，也都在用同样的方式运作。但这次不太一样。

互联网公司做健身房已经失败过一轮

半年后，刘孝葳离开这家工作室，做了一段时间独立私教。他要自己联络学员，预约场地然后付费。用他的话说，自给自足但也“很麻烦”，不久后他去了一家高级酒店的健身房。

上一波互联网公司“颠覆年卡”的口号也差不多同时消失。合作健身房从拒绝“全城热炼”的用户进入、到退出合作、再到联合起来发表“反对声明”。三个主要参与者不是停止就是转行――全城热炼应用已经下架，燃健身转型做俱乐部管理系统；小熊快跑已经停止和外部健身房的合作，经营自己开设的健身房。

现在来看，“99 块包月”的荒诞在于，互联网公司从健身房批量购买次卡，这原本是用来招揽客户的体验卡，然后再变成月卡卖给用户。平台方一方面要和健身房抢夺客户、同时又要利用健身房的场地资源。

两年之后，又有一批互联网公司开始用互联网“改造健身房”，但这次他们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不用依赖传统健身房的场地和教练，而是开始场馆、投入器械、招聘教练、自负盈亏。

乐刻说自己是教练平台，全国有 150 家门店，教练可以申请注册，然后在所有门店上课；光猪圈开设遍布全国的自营或加盟小型健身房，售卖 99 元的月卡；超级猩猩则是主打 24 小时自助健身舱，以及按次付费的团体课。

共同的特点是面积小，一家门店的面积在 300 平米左右。迷人的故事是，小型化的门店可以精简团队、不要销售人员；不卖年卡，提供月卡和按次付费。

资本也进来了。乐刻、光猪圈和超级猩猩截止目前的融资总额接近 2 亿人民币。对创业投资做数据分析的智投云今年 5 月发布了一份报告，2016 年和健身有关的融资事件有 38 起，2014 年这个数字是 7。

在新的创业故事中，传统健身房再一次被抨击：年卡昂贵、销售烦人、管理困难……

刘孝葳也在工作一年后换到第三份工作，加入了上海的人马君。这也是一家有互联网平台、同时自己经营健身房的公司。

但因为业绩问题，刘孝葳这段工作也只维持了半年多。随后他回到北京，现在除了在乐刻做兼职教练，他还同时筹备去超级猩猩面试。刘孝葳拿出手机算了一通后说，“收入和原来差不多甚至还多，但是不用坐班也不用背业绩。”

从做平台到自营小型场地，互联网公司想降低消费门槛

25 岁的张琳是超级猩猩的用户。

扣除房贷和各种开支后，在深圳工作的张琳每个月只有“2000 块的自由支配”。一次公司内部的健身课之后她觉得有必要“坚持下去”，但匹配她经济条件的健身房并不好找。

张琳也办过一张大型连锁健身房的年卡，花费 2000 元。但是当时”一个月只去了 3 次，又出差了 3 个月，后来就卖了。”

超级猩猩是相对折中的方案。不需要购买年卡，单次 60 多块的团操课程，以及 500 块的充值卡是“负担得起的”。

可以选择的服务有两种，团操课在配备教室和简单器械的“全能店”进行。用集装箱改造的小型“健身舱” 24 小时运营，用户扫码进入，全程自助使用。

张琳在用了一次健身舱后“有点失望”，相比之下团操更吸引人，她上了几次课后感觉“氛围很好，是个快乐的过程。”同时“很多教练很有性格”。

她也会觉得这里的场地也不够大，“有些课程施展不开”。

这是新型健身公司的基本策略，光猪圈和乐刻也在用更小的场地、但更低的消费门槛吸引用户。

消费便宜也有代价，你不可能享受在高档健身房里的体验。

超级猩猩通过微信公众号购买，课程价格在 60- 150 元不等。订购之后会收到一个入场密码，在指定时间前往门店后，你就能和其他十多个人一起上课了。

光猪圈的月卡售价 199 元，你也能选择更贵的季卡、半年卡和年卡。这些购买的环节同样在网上进行。

但走进它的门店，会很明显的发现它们和大型俱乐部的差别。

光猪圈门店位于北京三元桥一栋写字楼负一层，这里有大约 300 平米的空间。该有的器材都有，但没有太多的空地，器械被密集地摆放，洗浴室有点小，高峰期可能需要排队。

超级猩猩的团操教室只承担上课功能，不配置大量的运动器械。有点麻烦的是，所有门店都没有淋浴间。

超级猩猩的创始刘舒婷对《好奇心日报》解释说淋浴间会让单个用户的成本翻倍。

“我们 80% 的用户都持有一张大型健身房的年卡，”刘舒婷说，“有人说（其他地方的）年卡就是洗澡卡，毕竟我们不做淋浴。”

刚刚接触健身、对服务要求不高的年轻人，是新的互联网健身公司极力笼络的用户。根据乐刻提供给《好奇心日报》的回应，他们用户中占比最大的是初级爱好者、小白，“最典型的是大学生和白领。”

这和大型连锁健身房的用户群并不完全一致。根据连锁健身房青鸟体育提供给《好奇心日报》的数据，他们用户的平均年龄在 35- 45 岁之间，比光猪圈等等新型健身房要高出 7-8 岁。

当然，这也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朴素道理。

传统的连锁健身房更大，利润主要来自私教课

于翔清楚地记得，7 年前见到一兆韦德位上海旗舰店，这座大型健身房“有 7 层，当时就傻眼了”。

他此行的目的是求职，在青岛做了两年的私人教练后，于翔觉得“需要成长”。最后他没有留在上海，而是通过朋友推荐他来到北京的一兆韦德。

一兆韦德符合大多数人多年来对健身房的印象――场地巨大、器械高档、年卡至少要几千块，他们的名字后缀往往是“会所”。

高档健身房 1996 年进入中国，第一家威尔士在上海开业。2000 年前后，青鸟健身、一兆韦德、浩沙健身、英派斯等等连锁品牌相继诞生。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尼尔森的一份报告，到 2016 年，全国范围有 10000 家健身俱乐部，整个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 300 亿元。

在 2015 年买下青鸟体育之前，卞光明曾经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他回忆说 2013 年健身房“有个爆发式的增长”，这主要源自“8090 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本身（健身）渗透率就高”。

但 20 年间健身房运作的方式一直没有改变。投入资金购置场地和器材，之后超出承受限额地售卖年卡，用来获得现金流，覆盖未来的成本支出。

健身房都在赌用户来的不多。经济学人援引一份报告显示，60% 的健身会员卡用户在第二个月就放弃了；全球健身行业贸易协会 IRHSA 数据称，每年有最高 45% 比例的健身卡会员离开健身房。这意味着，传统健身房可以很快地引入新的会员，但不用承担这些人后续折损设备的成本。

因而健身房必须要做得足够大，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流量。

“那么大的投入需要一次性收回来。我们 1500 平米的店面，前期投入就要 500 万，预付费是合理的。”卞光明说，青鸟健身单个门店在“运营好的状况下”，可以 9 个月收回成本。

光顾健身房的人群并不多，中国健身房会员卡的人次达到 1500 万，占到全国人口的 1.15%。相比之下美国的数字接近 40%。这也是为什么健身房目前不会用高密度小型化取代大型场地。

和银行要建造高楼大厦一样，健身房的高档和巨大也是说服用户相信自己不会跑路的必然工作。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健身房相继关门。

2011 年北京出现健身房关店潮，青鸟健身的 5 家门店停业三天、中体倍力也突然关张。2016 年 7 月，自称有 10 万会员的加州健身倒闭，香港、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一共 16 间门店关闭。

把用户拉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健身房需要让他们办卡。

当你走进一家店，“会籍顾问”会安排购卡，之后健身教练负责安利一轮又一轮的私教课程。尼尔森 2016 年的报告显示，有 1/3 的年卡用户会购买私教课程。

私教课是利润最高的业务。青鸟体育有 40% 的收入来自私教，50% 来自会籍卡。在中国，健身人群也是一个相对收入较高的群体。尼尔森 2015 中国体育人群调查研究报告提到，体育健身人群家庭平均月收入 10699 元，比非体育人群高出 36%。

于翔也认同传统健身房现在的运行模式，9 年的工作经验也让他非常适应。现在他的工作是一家小型工作室的店长，管理不到 10 人的私教团队。

2010 年刚刚入职一兆韦德时，于翔在预售期就达成了“一个月卖 10 万元私教课”的业绩。

“就算你有再牛的专业知识，不能推销给会员，你学它干嘛？”于翔说，教练本质上是服务行业，要建立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我最长的学员跟了我 9 年。”

教练也是互联网健身房这一次争抢的核心资源

和于翔相反，刘孝葳工作中最反感的就是教练的销售职能。

在北京一家高级酒店的健身房工作时，他接受的培训有两步：首先是不断的骚扰，多次规劝不成之后就用“攻击和威胁”，比如说你动作不对、有运动风险。

“我觉得太 Low。我不是医生，不能给出结论。”刘孝葳说，“私教是让会员最终离开你，而不是一直依赖你。”

半年后他辞职来到上海，这次和“会员保持互动”被写进了工作要求。这家工作室的教练要在一日三餐时间要询问学员吃饭的情况，“他心情不好还要说鼓励的话。”

刘孝葳觉得“非常反感”、“占用时间，像三陪一样。”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2016 年健身教练职业发展报告说，有 75% 的健身教练要背负业绩压力，平均的业绩指标是 35401 元每月。有 7 成教练换过工作，其中三分之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会跳槽一次。

“健身教练更多的是将自己定位为从业人员，而健身俱乐部则是把健身教练更多地偏向销售人员，需要给俱乐部带来利益。”报告中说。

在新一波互联网健身房的故事里，教练完全不必为卖课操心，他们明确反对教练=销售的刻板印象。

刘孝葳和乐刻签订的合同里明确表示，教练以骚扰的方式向学员销售课程是被禁止的，接到投诉教练会被开除。

光猪圈告诉《好奇心日报》，为了留住优质的教练，他们有一个“教练合伙人制”，表现好的地面店面中的教练员可以充当店长，享受分红。

乐刻也有类似的合伙人奖励，提供从教练到明星教练到培训讲师的晋升途径。

超级猩猩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教练经纪人”和教练沟通，教练就是他们的“艺人”。公司还提供用于职业发展的奖学金，以及无息贷款。

不过教练最直接关心的到的可能还是薪水。刘孝葳在乐刻的一节私教课售价 180 元，他可以获得 120 元的提成。按照原本在俱乐部的标准，300 元的课程他的提成“不到 100 元”。

这笔账让他暂时比较满意，按照前几分工作的经验，薪水包含 2000 - 6000 元的底薪，其余的收入都来自课时提成。提成的标准大多在 20%，“好点的 40% 已经很不错”。乐刻会达到 80%。上同样多的课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收入，还免去了坐班巡场。

教练的收入考核也不再只和卖课挂钩。刘舒婷说，超级猩猩的教练更看中“综合能力”，不会要求一个数值的授课目标。绩效的考评的重要方面是“能上多少种课程”，以及“复购率，会有多少人持续上你的课”。

这让新的健身公司赢得了刘孝葳这样不喜欢做销售的教练。但作为一门生意，即便销售的人员不再，健身房无论如何也都需要考虑，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留下来消费。

至于留住用户，新公司没有解决太多问题

单次付费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收入方式，足够多的人真的热爱并且频繁健身，健身房才会有可观的营收。

为了留住用户，超级猩猩的做法是打造明星教练、让人感到“快乐”，产生情感依赖。

“用户不应该被年卡拷住，相反给他选择的自由他还愿意再来。”刘舒婷说：“比方说打王者荣耀，玩了一局还想玩一局，这叫成瘾。我们觉得产品要做到这个地步才是对的。”

上了几节课，张琳觉得超级猩猩的教练“的确不是卖课的”。每购买一个教练的课，她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得到一个二维码，进入这名教练的微信群。目前为止她加的群都有不错的活跃度，“有人会和教练开玩笑，说自己是（教练的）老婆，就会觉得还蛮搞笑的。”张琳认为这是上课氛围的延续，运动“跟社群联系了起来”。

“健身是重度服务行业，要有人来完成服务”。Nike 中国签约精英教练、 培训师柳欣告诉《好奇心日报》：“场地的使用越来越不会作为健身房的核心竞争力，它是靠无情的东西留住人。”

柳欣开发了另一个绑定健身房和用户的办法。他参与创办的跑步猫是一家团操课为主的“数字化体能训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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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猫的 Holofit 系统，在地板和墙面上铺设 LED 屏幕。

数字化的意思是，店里铺设了一套 LED 屏幕组成的名叫 Holofit 的上课系统。教室里除了教练，还有一块巨大的屏幕会显示课程的进度、学员的信息。头顶 9 个投影仪向地面投射光标，这相当于课件，用来指示学员的手脚该摆放在哪里。

按照柳欣的说法，Holofit 会起到规范动作的作用，一部分取代团课教练的角色，提高训练的效率。

同时刘欣也觉得这种酷炫的训练方式会吸引人流，Holofit 的计划是，把这套成本 100 万元的系统卖给更多的健身房，为门店解决“收益问题，然后黏着不同层级的训练者和教练。”

但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得回到营收，门店的地理位置足够好，才能覆盖更多的人。

建设房生意终归要落到线下，“健身房是 3 公里的生意。”柳欣说。

这还是一门传统的生意

无论形式上怎么变化，作为一种服务的健身房，并没有被互联网彻底改造。

互联网的角色和作用更像是获取新用户的渠道，这原本是地推人员手里的传单。

“每个用户的朋友圈是我们最好的广告位。”刘舒婷说超级猩猩 60% 的新用户是来自口碑传播。

技术手段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运营的效率。光猪圈的应用会实时显示具体门店里的人数，超级猩猩的团体课每节课有人数限额，不需要上课前提前到场地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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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猪圈的应用实时显示店里的人数。

再加上单次售卖的课程，新型健身房可以快速找到购买私教课的人群，而不需要像连锁健身房那样，先用会籍卡绑住消费者。

这是新一波互联网健身房解决了的问题。不过传统业态依然很难认同新模式的未来。

“互联网擅长各种概念，但营收减去成本等于利润，这是商业的本质。”卞光明觉得，小型化的健身房把管理难度降低了，但它依然“没有解决消费者体验和坪效”这两个核心的问题。坪效是一个用在零售业的概念，代表单位面积产生的营业额。

小型化意味着更低的单店启动资金，但并不意味着平均房租成本的下降。

卞光明 2015 年买下了青鸟体育，做了一些提高运营效率的改革措施，包括增加智能化管理系统、引入资金、更新店内的设备。他说“既然核心是提高效率，效率一样的情况下，肯定是大店挣钱。”

对于上一波互联网健身服务的失败，柳欣说认为健身行业根本不可能出现滴滴、摩拜这样一家独大的互联网公司。

滴滴并不需要自营全部的车辆，如果真是如此，它也不会在 5 年内达成 380 亿美元的市值。减少资产的投入、然后快速复制和扩张，这是互联网公司快速增长的原因。

用户可能在不同地方用到打车服务，车辆的接单地点也不固定。因此滴滴和 Uber 在打车环节里拥有最大话语权。

但用户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不会需要随时随地健身。健身房的距离往往比运营它的公司更为重要。

在新的创业潮流中，互联网公司自己经营门店，这让他们更切实际。但也放慢了扩张速度、回到了地点的竞争。

这还是一门传统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