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中国科幻迎来最好时代

　　 　　刘慈欣现身电影《流浪地球》首映礼。 　　本报记者 张 妮 　　冷静，直率，不苟言笑

　　刘慈欣现身电影《流浪地球》首映礼。

　　本报记者 张 妮

　　冷静，直率，不苟言笑。戴着标志性黑框眼镜的刘慈欣像他笔下的“科学”一样，总是以 “超然物外”的理性态度示人。这种理性还反应在今年春节的电影票房上。在汇集当前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和演员的春节档中，以刘慈欣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的本土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20亿总票房夺得冠军。看似超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这部“现象级”电影不仅让这位亚洲地区首位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被再度关注，更点燃了人们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无限期待。事实上，这一局面似乎已有预示。在去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刘慈欣被众多年轻粉丝团团围住，求签名合影，还有粉丝一路追赶他，只为得到《三体》中一个问题的解答。科幻作家在中国受到影视明星般的追捧，其背后的市场空间可见一斑。“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已渗透到方方面面，生活中充满未来感，而未来感就是科幻小说成长的肥沃土壤”，刘慈欣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但另一方面，科学神奇感的消失对科幻小说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科幻小说里了，还看什么科幻？”对于科幻小说及未来人类文明的前景，刘慈欣的态度基本一致——保持理性乐观。

　　未来感：科幻成长的肥沃土壤

　　环球时报：《流浪地球》被评价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新纪元、里程碑，您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前景持什么态度？

　　刘慈欣：我很乐观，我认为中国科幻电影会有一个光明的发展前景。因为时代需要科幻电影，有需求肯定就会有所发展。毫无疑问，在中国，科幻电影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三四十年前，我们生活的未来感并不是太强。现在的时代，至少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我们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变化，充满未来感。未来感很重要，它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市场成长的肥沃土壤。

　　环球时报：有人评价您“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水平”，您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刘慈欣：我只能把它看成一种善意的鼓励。从事中国科幻文学的人很多，有作家、出版人、评论家，还有广大的读者，他们一起努力造就了中国科幻文学今天的局面。中国科幻文学像一个金字塔，可能有些人在金字塔比较上面的位置，有所成就，但整个金字塔由一个庞大的基础组成，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形成的。另外，中国科幻发展到今天也有时代背景，以前大家吃不饱饭的时候未必对科幻感兴趣。把它归功于某个人的成就，这种说法肯定不对，它是时代造就的。

　　环球时报：有评论家认为，您的科幻小说和西方最大的不同是，里面有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给小说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您是否认同？中国科幻小说与西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刘慈欣：西方科幻小说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美国的、欧洲的风格各异，什么样的都有，不能用一句话概括整个西方科幻小说。有些西方科幻小说和中国不太一样，有的跟我们相像，就是看你跟谁比。

　　环球时报：除了此次跨界做电影监制，您去年还受邀担任IDG资本公司的首席畅想官，这个职务的职责是什么？

　　刘慈欣：IDG资本是一家投资公司，在我国很多关键领域都有投资介入。首席畅想官的工作，主要是以我作为科幻小说作者的想象和对未来的展望，激发IDG及其相关方面的想象力。比如，通过对现代技术的展望进行分析预测等，更多的还是做一些交流吧。

　　让孩子们多些时间仰望星空

　　环球时报：您如何走上科幻创作之路？除了科学，您的小说里还探讨了非纯粹善恶判断等复杂而深刻的命题，这种思辨性是从哪里获取的？

　　刘慈欣：我从小学、初中就开始对科幻感兴趣，主要受科幻小说的影响，比如，凡尔纳、阿瑟克拉克的小说。我还会阅读历史、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对文学的关注反而比较少。因为我不是通过热爱文学才走到科幻小说这个领域来的，是因为热爱科幻、热爱科学。我小说中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有通过读书获得的，也有平常的社会经验等各方面的来源，不可能只是读书一个来源。

　　环球时报：科幻小说需要想象力，但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导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在您看来，想象力是由什么决定的？

　　刘慈欣：首先，想象力跟创作力肯定有关系，但是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孩子缺乏想象力，我不这么认为。像我这个岁数的人，是几十年前上的小学、中学，我可以感受到现在的中学生想象力比我们那时候要丰富得多，而且这种想象力所依托的视角、高度也比那时高得多。中国科幻小说市场的繁荣以及它产生的影响力，就是一个证明。因为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会喜欢科幻小说的。反过来，科幻小说和电影的蓬勃发展肯定会促使更多孩子关注这一领域。当然，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很重，但还是应该多一些时间仰望星空。

　　环球时报：有读者认为，在《三体》中，您的宇宙观比较悲观，比如宇宙中 “黑暗森林法则”“降维攻击”的存在，《三体》的结局也偏向悲观。您是否对人性也持悲观态度？为什么？

　　刘慈欣：那是一种错觉，我并不悲观，《三体》是乐观的结局。科学本来是没有人性的，因为科学是用一种绝对理性的态度去反映自然规律。科幻小说是文学题材，是描写人的，只不过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不同，把人从现实环境中放到了科学幻想的超常环境中。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观察普通人的人性如果面临一种不普通的、超常的环境，会是什么样。

　　我对人性谈不上悲观，因为人性本来就是随着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东西。这和一些文学流派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人性好像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其实它随时都在变，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的人性会变得越来越快。现代人和原始人的生物指标差不多，但技术的下一步发展可能要改变这一点。技术可能直接作用于我们自身，会改变我们的生理状态，人类可能会和机器结合为一体，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你可能觉得厌恶，不愿意跟机器结合，但是我结合了你就得结合，否则你赶不上，会被淘汰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性会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

　　人类的最大危险是科技停止发展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当今社会的科技感越来越强，这对于科幻小说来说是很大挑战。未来的科幻小说如何破局？

　　刘慈欣：现代化社会一方面促进了科幻小说市场的繁荣，但同时对科幻小说的未来发展是不乐观的，现在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神奇感正在消失，这对科幻小说的打击很沉重，甚至是致命的。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科幻小说里了，还看什么科幻？我不知道未来科幻小说的突破点是什么，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得更好，究竟怎样才能让科幻小说重新发挥作用。也许可以不只写硬科技，可以从一些软性视角切入，这可能是一个发展方向，但目前效果并不明显。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无论如何，科幻小说总体上还是朝着提升智慧的方向发展，而很多玄幻、奇幻小说则相对有些“低智商”，您对此怎么看？

　　刘慈欣：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任何文化题材都有低智商、高智商的。任何一个文学题材都有很深刻、很经典的作品，也有很平庸的作品，玄幻、奇幻小说也一样。

　　环球时报：作为科幻作家，您如何预测人类和地球文明的未来？

　　刘慈欣：我们写科幻小说的思想方式是什么呢？实际上，科幻小说作家的思想方式不是预测，那是未来学家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思想方式是排列。我们的倾向是把各种各样的未来都排列出来，通过文学去表现。至于未来哪个会变成现实，不是我们关心的，也不是我们有能力去预测的。对于地球文明的未来，首先，离开科幻，仅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是持乐观态度的。只要科技不停发展，人类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这是一种理性的乐观。人类的未来还面临很多陷阱，我们如何走向光明的未来，取决于现在的选择。我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可怕的危险不是环境恶化，也不是恐怖主义、贫富差距等，而是科技停止发展。我们必须让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才能有光明的未来。我相信，人类会做出这个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