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国家：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刘玉海

　　刘玉海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体主线，而科技创新被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基础。

　　从2012年5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到7月6日的首届中国创新大会，从9月20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二十三届院士大会胡锦涛总书记的开幕致辞到近期在政府内部下发的“中央6号文”……2012年以来，中央高层频频释放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

　　这关乎一个目标：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将面临艰巨的改革任务——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时间已经不多，改革的大幕亟需开启。

　　紧迫性与日俱增

　　2003年，中国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口号——“中国崛起”。但崛起不仅仅是口号，需要现实力量的支撑。

　　跨入21世纪的中国，虽经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经济一路狂飙，但看似一派繁荣的外向型制造业普遍集中于产业的低端环节，缺乏令人尊重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并且，工业短板越发突出，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痼疾日益明显。

　　2003年3月22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着手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稍后的6月，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23个国务院部门参加的规划领导小组。2005年底，历时三年、咨询上万专家编制完成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终于同公众见面。

　　该《规划》提出，到2020年，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

　　该《规划》还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这些定量目标代表当时的认识，而核心目标、也是带动性的目标，是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指出。

　　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紧迫性也与日俱增。

　　“中国已成为令人不可忽视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如何从‘受重视’向‘受尊敬’转变，将是中国必须跨越的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副教授说。

　　重塑国家创新体系

　　自工业革命以来，曾经的全球强国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均曾产生过支撑起称雄世界的创新体系，中国崛起，同样需要构建足以支撑中国参与全球大国竞争的创新体系。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明确从五个方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即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军民结合的创新体系，中央与地方科技力量的有机结合，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以及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而中国当前创新体系建设，当务之急是走出跟随型科技体制，重新梳理定位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政府在创新中的地位与角色。

　　中国最初的创新体系脱胎于1949年之后的苏联体制。“这一体系的特点是中央计划、生产与研发分开。

　　企业(当时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就是工厂，只负责生产而不做研发；基础研究由大学和科学院系统负责；工业技术开发由主管工业的国务院部门下属的科研院所进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介绍。

　　“大跃进”开始后，中苏交恶，在毛主席“解放思想、自力更生、破除苏联迷信”的要求下，这套体制开始发挥作用。

　　“大跃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波工业技术创新——比如，在军工、汽车等领域都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创造热；在整个改革开放前的自力更生阶段，中国诞生了“两弹一星”、首例人工胰岛素等重大成果。

　　但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这套本就孱弱不堪、问题重重的创新体系，很快便被冲击得面目全非、不敷用度。

　　“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事实上的科技路径是引进代替了自主开发。”路风说，这样做“原因很复杂”，既有经济贫困、技术水平低，也有中国被封锁多年后的信心动摇。

　　这一科技路径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既有的创新体系被打破而新的创新体系至今难以形成：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国企，本来就不曾做过研发；而在工业引进的情况下，主要是按订单组装、对本国的科研没需求；原本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要求下，纷纷开始办公司或者追项目、变得很实际，而不愿再做基础研究。

　　“这样就使整个科研体制变成跟随性的、脱离产业实际，只能以国外做什么定目标，作为创新支撑的基础研究也跟不上。”路风说，“这样的创新体制实际上与创新型国家距离很远”。

　　“创新体系建设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谁来提出问题。即谁来确立重大的前沿项目。”北京集成创新经济咨询中心贾晋京认为，中国跟随性的创新体制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

　　“工业、产业研发项目由谁提出、产业瓶颈在哪儿？要站在产业的立场上来看，而不能仅仅由专家提出。”路风说，现在大量的科技计划，做的都是产品层面的研发——而这本该是企业干的事情。结果大学和科研院所都去抢项目，“大学不像大学，企业不像企业”，导致大学荒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只是编故事、“拿项目赚钱”。

　　“因此，对大学的导向、定位要改，不要再逼着大学的研究人员去做产学研结合、技术转化。”路风认为，不应鼓励大学做产品类的研发项目，而是做好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整个经济创新的支持系统。

　　“中国现在要向创新型国家转变，既要有政治上有走自己的技术路线的决心，也要有变革体制的决心。”路风说。

　　科技体制改革需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为破解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问题，中国曾进行过两次大的科技体制改革。

　　1985年开始的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改革。另外，就是开放了技术市场。承认技术成果也是商品，建立依照价值规律有偿转让的机制。

　　1998年，朱?基主政时的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推动原国务院10个工业部下属的242个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型。这些科研机构被要求一部分转成企业，一部分被企业吸收合并变成企业的一部分，一部分变成提供科技咨询的科技服务公司，且必须在2000年6月30号以前完成公司注册。

　　“这轮科技体制改革结束后，除了一些基础研究和公益类科研机构如大学和中科院系统、农业部、气象外，基本都被推向市场。”穆荣平介绍。

　　但对于这轮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效，至今并无定论。“总体上看，中国这30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一直在沿着市场的方向走”，穆荣平说。但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所指出的，“科技体制中仍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

　　万钢将当前制约中国科技创新的问题大致分成四类，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第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主体地位没有创立，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第二，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来，行政因素太多，条块分割造成的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限制和影响了创新的效能和能力。

　　“未来的政策应该是要支持企业建设技术研发机构，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重大科技项目。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要更多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国家发改委技术与产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王昌林表示。

　　另一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科技管理体制，即要促进科技管理科学化和资源高效利用，健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但据穆荣平介绍，目前科技体制改革尚未涉及到科技管理体制。穆荣平预计，“十八大”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才会进入议事日程。

　　创新型国家： 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建立企业主导创新体制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看来，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首先面临着企业创新动力来源的问题。而这将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要想建立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必然需要企业有科技创新的动力；如果企业不需要科技创新就能赚钱，自然不会有创新的动力。”穆荣平表示。

　　而现实是，中国目前许多政策还是投资激励，各级政府掌控税收、土地等资源，采取零地价和减免税等政策吸引投资，使得企业倾向于从优惠政策中获利。金融、房地产、资源垄断行业等存在大量低风险、少创新、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导致企业不愿意费力搞创新，甚至不愿意做实业。

　　“因此，除了鼓励、引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还应压缩非创新行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企业不得不依靠创新才能获利，应形成这方面的倒逼机制。”穆荣平认为，收入分配体制和人才评价机制也应进行调整，要让人才往企业跑、向创新行业配置人才、资源；评价人才，也不能仅仅看论文的数量和专利数。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吕薇看来，企业创新的动力源自市场竞争压力、市场需求推动和对盈利的预期。因此，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就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要素向创新企业集聚，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激励企业创新非常必要。

　　“研究开发仅仅是创新链条的一个环节”，吕薇说，科技体制改革不仅是如何分配科技经费和管理科技项目的问题，而是设计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创新政策也不仅是科技政策，而是教育、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体系等各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仅是科技部门的事情，还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

　　如何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则是另一挑战。“当前，中国企业总体科研水平较弱，对技术的有效需求不足，往往提出的都是短周期的技术课题，提不出很前沿的课题--而国家是希望提出前瞻性的前沿课题。”穆荣平说，当务之急是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增强整合国内外科研技术和资源。

　　“中国创新体系建设，是企业与科研院所从两头往中间逼近的过程：企业从市场、产品技术，从后端往技术前端逼近、往上游走；大学从基础的科研向后端技术推进。”穆荣平说。